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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錦鯉”是如何誕生的?

來源:《民俗研究》2019年02期       發布時間:2019/5/15 12:38:21

——現實與虛擬空間中的“第三種文化”

  一、引言

  “中國錦鯉”是一種新興的民俗文化,是日本“錦鯉文化”中國化的產物。它萌發于現實世界,源于兩國人民對“魚”的喜愛之情,同時又在網絡虛擬空間中迅速傳播,成為一種聊以慰藉的網絡流行文化,往往用以指代“獨寵于一身的幸運兒”。

  以2018年為例,“錦鯉”是人們茶余飯后趣談的重要“!敝。先是在騰訊視頻出品的中國首檔女團青春成長節目《創造101》中一路“躺贏”取得第三名,并在之后由于孟美岐、吳宣儀的退團而成功占據C位的“楊超越”,因為具備了錦鯉的幸運體質,被稱為“人形錦鯉”,取代原本的錦鯉圖案成為人們競相轉發的對象!稗D發楊超越,你就能……”“今天你轉發楊超越了嗎?”,也成為青年人日常交際用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再是一位名叫“信小呆”的網友,由于參與支付寶國慶期間轉發微博的幸運抽獎活動,一夜之間化身成概率僅為三百萬分之一的“中國錦鯉”,幸運度超過了楊超越,成為中國錦鯉本鯉的新代言人。而這一次,信小呆不僅開啟了新一輪微博、微信的轉發、刷屏模式,還受到了國際矚目,就連支付寶的全球合作伙伴都火速向這位中國錦鯉發出了跨國邀請。伴隨著阿里巴巴的全球商業戰略,中國錦鯉文化開始向海外滲透。

  在此番錦鯉文化熱潮的席卷下,人們開始梳理錦鯉的歷史。他們有的把中國錦鯉史寫成了一部中國鯉魚史,重新發明出一個錦鯉文化的新傳統;有的雖提及鯉變成錦鯉是在日本,卻局限于科普錦鯉的生物學知識,缺乏對錦鯉文化的現代性把握。

  鯉與錦鯉雖然同源,但其文化意義卻大相徑庭,它們在英文中的表述分別為“Carp”和“Koi”。

  雖然中國鯉魚史可以追溯至八千年以前,但中國錦鯉文化的興起不過數十載(1),是全球化的日本錦鯉文化與中國本土吉祥文化相融合的結果,屬于“第三種文化”(third cultures)現象。英國社會學家邁克·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指出,在某種源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會出現這種文化不斷擴張,吞噬其他文化,形成同質化的格局(第一種);其他民族國家的文化均排斥這種文化,反對其全球化,形成異質化的格局(第二種);在這樣兩種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文化流動方式之外,還存在“第三種”文化雜糅的可能性,即這種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與地方文化相融合,跨越了民族國家間的界限,達到同質化和異質化間的一種平衡的狀態。(2)費瑟斯通所述及的“第三種文化”,主要是以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以及實物的交互作用為基礎生成的。而今,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第三種文化”的生成不論在速度、規模還是社會影響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語。

  在此背景下,本文將著重討論“中國錦鯉”的生成問題,即現代中國錦鯉文化和作為網絡迷因(Internet Memes)(3)出現的中國錦鯉現象的生成過程及背后的原因,探究民俗文化在國際化、信息化時代所呈現出的動態性與雜糅性。

  二、日本錦鯉文化的形成與國際傳播

  錦鯉有“水中活寶石”之稱,體色大致有紅、白、黃、橙、黑、藍等幾類,由于色斑艷麗、圖案雅致,好似錦緞而得名。從生物學的角度而言,錦鯉類屬鯉科,這點經常被作為“錦鯉之中國起源說”的佐證。據有關學者研究,遠在公元前12世紀的殷商時期,我國就出現了池塘養鯉(4),之后隨著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食用鯉逐漸遍及世界各地,也包括日本。然而,鯉魚傳到日本時,它只是鯉魚,而非錦鯉。在日本,改良過的食用鯉呈現出了花色,此改良品種又與德國、印度尼西亞等地的其他鯉魚品種不斷雜交,形成了色彩斑斕的現代錦鯉。更重要的是,錦鯉不單單是生物學上的存在,更是一種文化復合體(5)的象征,圍繞錦鯉形成了生產、流通、品鑒等一系列日本地方民俗文化,這種地方文化又逐漸被建構為日本國家傳統文化,并向全世界擴散。

  (一)錦鯉的地方史

  錦鯉誕生于日本新瀉縣中越地區的山間。這片區域曾被稱為“二十村鄉”,包括現今小千谷市東部的東山地區及長岡市山古志、川口町地區。

  二十村鄉為大雪地帶,冬季經常被冰雪覆蓋,有時甚至無法與山腳下的平原地區取得聯系。當地居民為了生存,修建梯田,在水田中養殖鯉魚!吧焦胖镜奶萏锶褐猩⒙渲喔扔玫某靥,人們在池塘中飼養用以食用的黑鯉。池中有‘種鯉’和‘雌鯉’之分,可見是有計劃的養殖行為。插秧之后放養稚魚,秋收之時魚已長成,便可作為待客或過冬的食材!(6)養殖鯉魚本是村落中自給自足的生計活動,未曾想卻從中誕生了享譽全球的錦鯉。換言之,錦鯉文化是根植于二十村鄉的地域風貌之中的。

  錦鯉愛好者大多將錦鯉的起源追溯至江戶時代的文化文政時期(1804~1830)。傳說當時除黑鯉之外,還養殖了紅鯉和白鯉,紅鯉與白鯉交配產生了花紋。這一傳說為曾擔任新瀉縣水產試驗所所長的越田秀包所言,他將此傳說收錄進其1931年編撰的《農家副業的養魚法》中,之后被轉載于各類錦鯉概說、錦鯉指南書中,然而該傳說并無史料可考。據目前所能確認的一次史料記載,是在明治初期,即19世紀70年代左右,在長岡市出現了觀賞用(而非食用)的彩色鯉魚。(7)這種鯉魚并不完全等同于現代錦鯉,充其量只能說是錦鯉的前身,但這意味著鯉魚不再僅僅是食物,養殖和品鑒觀賞性鯉魚的文化在該地域內開始形成。

  大正三年(1914),在上野公園召開的東京大正博覽會上,新瀉縣展出了“變種鯉魚”(即彩色鯉魚)。展示的初衷是擴大彩色鯉魚的知名度,以此振興貧困山村地區的經濟,沒想到不但斬獲了博覽會的銀牌,還得到了皇太子裕仁親王(即之后的昭和天皇)的青睞。(8)以此為契機,新瀉縣的地方風物受到了日本其他地區人們的關注,拓展了在日本全國的銷售渠道,為錦鯉的產業化奠定了基礎。同時,這也增強了二十村鄉民眾的地方認同感,為了進一步打造地方品牌,他們積極引入西方的孟德爾法則,改良繁殖技術,開始了鯉魚的雜交培育。數年后,竹澤村的星野榮三郎成功培育出了“大正三色”品種(9),時任新瀉縣水產主任官的阿部圭將之命名為“錦鯉”。(10)

  但此后,日本社會依然存在“彩色鯉魚”“變種鯉魚”“花鯉魚”等與“錦鯉”并存的說法,直至二戰之后重新恢復錦鯉產業,錦鯉再次在日本全國普及以后,“錦鯉”的稱謂才逐漸固定下來。1952年,新瀉縣開始用“新瀉縣錦鯉養殖漁業組合”來為鯉魚養殖機構命名。(11)所以,嚴格說來,現在人們常說的“錦鯉”一詞僅有60多年的歷史。

  (二)錦鯉的國家化和全球化

  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起,錦鯉逐漸脫離地方語境,開始了國家化、全球化的歷程。1969年,“全日本錦鯉振興會”這一全國性機構成立,并舉辦了第一屆全日本綜合錦鯉品評會,在品評會上錦鯉被稱作日本“國魚”(12)。這一稱呼不僅與新瀉縣的錦鯉養殖者有關,也和出生于新瀉、把新瀉作為重要選區的田中角榮等政治家緊密相連,田中角榮在第一屆錦鯉品評會的紀念冊封面上親筆題寫了“國魚”二字。1970年,日本舉辦了大阪世博會,日本政府在會場里展出了極具日本特色的庭園,由新瀉、大阪、廣島的養殖者所提供的“國魚”錦鯉也被安放其中,成為展現“和風之美”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作為日本文化象征的錦鯉,通過經濟、文化兩種途徑同時向海外輸出。首先,與中國向他國贈送大熊貓一樣,錦鯉作為“友好的使者”成為日本各級政府外交時的重要贈品。他們認為,錦鯉是活著的日本傳統工藝品、美術品,是國家的代表。其次,日本錦鯉愛好者的組織機構不斷壯大。以“全日本愛鱗會”為例,該會于1973年在美國設立了首個分會,之后在增設海外分會的同時還發行了會刊《鱗光》的英文版。再次,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日系移民積極在當地組織起錦鯉愛好者團體,例如美國錦鯉聯合俱樂部(Associated Koi Clubs of America,簡稱AKCA)、西北太平洋錦鯉協會(Pacific Northwest Koi Clubs Association,簡稱PNKCA)、巴西錦鯉愛好會(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Nishikigoi,簡稱ABN)等,他們舉辦錦鯉品評會,擴大了錦鯉在當地的影響。

  在錦鯉全球化的過程中,日系移民無疑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雖身處他鄉,卻心系故土,所以當作為日本“國魚”的錦鯉文化渡來之時,他們積極接納以慰相思。同時,象征著日本傳統文化的錦鯉也成為生活在異國的這一“少數群體”確認民族身份、增強彼此間紐帶的重要文化要素。另一方面,日系移民之外的當地人也給予錦鯉全球化一定的支持。例如在英國,早在1970年就以當地人為中心成立了英國錦鯉飼育者協會(British Koi Keepers'Society,簡稱BKKS),繼而于1974年又成立了中部錦鯉協會(Midland Koi Association,簡稱MKA),英國錦鯉飼育者協會規模龐大,曾擁有5000名會員。

  隨著錦鯉全球化的推進,目前“全日本錦鯉振興會”的會員已遍布20多個國家,成為養殖和銷售錦鯉的從業人員最主要的團體。同時,錦鯉外銷至50多個國家,海外銷售成為日本錦鯉的主要去向。

  (三)作為文化復合體的錦鯉

  如上所述,錦鯉不單單是生物學上的存在,也就是說,不是變了色的鯉魚都是錦鯉,錦鯉身上承載著文化的要素,是一種文化復合體的表現,F代錦鯉文化是日本國家與地方協同建構而成的,它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一是錦鯉的象征文化。錦鯉已被建構為日本傳統文化的代表,故而經常出現在日本庭園、大河劇、日本特產之中。本是生長在水田中的錦鯉,隨著國家化、全球化的進程被重塑了歷史,與傳統庭園文化結合在一起。這也使得錦鯉養殖者大致分為兩類:一類喜愛錦鯉本身,享受錦鯉的養成過程;另一類則對培育錦鯉的池塘、庭園更加偏愛。前者會花重金購買高品質的錦鯉,熱衷于參加品評會,力求取得佳績;后者則將錦鯉視為庭園的一部分,屬于欣賞庭園之美的余興,對錦鯉品評會的成績不太在意。除庭園外,錦鯉之所以在大河劇及面向外國人銷售的日本文化特產中頻頻現身,也是出于不斷建構其悠久歷史并鞏固其“國魚”的合法性身份的需要。

  二是錦鯉的生產文化。養殖錦鯉起初是新瀉縣的地方行為,之后先是引起了日本其他地區一些富裕人士的關注,繼而在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日本民間愛好者的增多而逐漸趨向產業化。錦鯉養殖技術主要依靠不完全的系統交配和個人的篩選經驗,嫻熟的技術是日本錦鯉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錦鯉的篩選技術是生產優質錦鯉的關鍵所在,所以現在全世界各地的生產者依然絡繹不絕地赴日拜師學藝。

  三是錦鯉的品鑒文化。錦鯉雖是由食用鯉演化而來,卻不再被食用。作為一種高檔觀賞魚,錦鯉的品鑒文化在文化復合體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目前錦鯉的欣賞、品鑒和評價體系均參照日本的標準。具體來說,有100種以上的錦鯉品種名稱是用日語表述的,評判的基準也由日方決定,分為體型、色彩、圖案、質素等。由于評判的標準極為抽象,主要依賴于評委個人的審美情趣,而日本的規則又是世界標準,所以世界各地的錦鯉品評會上,日本評委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

  可以說,象征、養殖、鑒賞的文化復合在一起,構成了現代日本錦鯉文化。在錦鯉文化全球化過程中,它是以這樣一種復合體的形態向外擴散的。2000年以后,隨著日本“Cool Japan”計劃(13)的推行,日本推廣文化軟實力的勢頭加劇,錦鯉文化也變得更加國際化。

  三、作為“第三種文化”的中國錦鯉

  繼英國社會學家邁克·費瑟斯通之后,美國人類學家華琛(James L.Watson)(14)在《東方金拱門》一書中結合麥當勞的個案對“第三種文化”這一概念進行了進一步的闡發。他指出當全球化的麥當勞遇見東亞的地方文化時,它發生了地方轉型。這種地方轉型與地方主體的能動性密不可分,他們有意無意地重構了麥當勞文化,打破了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15)這一全球統一標準。同時,當地的文化也因為麥當勞的存在發生了或多或少的變化,形成了一種跨越兩者間的邊界、在兩者間動態互動著的“第三種文化”。(16)與此類似,中國錦鯉文化是對全球化的日本錦鯉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的再建構。普通民眾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他們有意無意地重構了日本錦鯉文化,賦予了其中國傳統鯉魚文化的新內涵,這打破了日本錦鯉文化復合體的固有形態,同時也對中國鯉魚文化帶來了一定沖擊,形成了“中國錦鯉”這種跨越中日兩國之間的界限而不斷互動、雜糅的“第三種文化”。

  (一)中國鯉魚與吉祥文化

  作為“第三種文化”的中國錦鯉文化的形成,是與中國魚文化悠久的歷史積淀密不可分的。陶思炎還對中國魚文化有較為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中國魚文化作為我國民間最見習的行為模式和象征符號,體現在物質成果、儀禮制度和精神活動的諸多方面,幾乎涵蓋了生活的所有領域!(17)陶思炎對魚文化的功能類型作了歸納,即包括圖騰崇拜、生殖信仰、豐稔物阜的始生導向,辟邪消災、星精獸體、世界載體、溝通天地與生死、陰陽兩儀、通靈善化的外衍導向,以及巫藥占驗、祭祀祝賀、游樂賞玩的內化導向。(18)

  在眾多的魚類當中,作為祥瑞動物的鯉魚在我國具有特殊的地位,是魚文化的重要代表。它曾與道教信仰緊密結合在一起,有“琴高乘鯉涉水,子英乘鯉升天”之說(19);亦曾被奉為唐朝“國魚”,受到統治階級的尊捧。正如金澤所言:“在傳統社會,民眾普遍參與的某些民間信仰形態之所以能夠長久存在,并不完全是民眾自發的行為產物,這與社會上層,特別是統治集團的有意推助密切相關!(20)可見,鯉魚之所以能成為民間普遍性的吉祥物、受到民眾的崇拜,是與其在宗教、國家等權威話語體系中被賦予的“神圣性”緊密相連的。唐朝之后,魚文化加速走向大眾化、日;、民間化,賞鯉饋鯉、以鯉為符等達官貴人、文人騷客的雅趣逐漸在百姓中傳播開來。(21)以魚龍圖為例,該圖案本是用來表達魚與龍具備相似的特性和神能、可以相互轉換的含義,但隨著魚文化的脫“圣”入“俗”以及“‘鯉魚跳龍門’的圖樣在民間大量出現,成為年畫、掛箋、刺繡、木雕、印染、剪紙等民俗藝術品中常見的傳統題材,反映了時人偏好祥瑞圖與吉祥物的民俗心理,以及逐步凸顯的追求騰達的市民情趣”(22)。

  鯉魚成為祥物之后,更加貼近于百姓的日常,成為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寄托。它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十分豐富,除了“鯉魚跳龍門”的成名之愿以外,還有“年年有余(魚)”年畫中男孩懷抱的象征著豐稔、富庶的大紅鯉魚,表達對愛情的美好祝愿的“喜結連理(蓮鯉)”中的鯉魚圖案,祭祀財神以求通達的鯉魚供品,以及池塘中供人觀賞的紅鯉,日常饋贈親友的鯉品等等,鯉魚文化滲透于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吸納和重構日本錦鯉文化的基礎。

  (二)中國錦鯉文化的生成及特征

  鯉魚的民俗文化是中國民間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使得日本錦鯉文化流入中國之時,人們沒有像歐美國家那樣從東方主義的視角將錦鯉作為“他者”的異文化加以對待,而是在與日本錦鯉的異文化的碰觸中呈現出“自我”的表征,從而形成了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錦鯉文化。

  如上所述,日本錦鯉文化主要包含了象征、生產、品鑒的三重維度,是三位一體的綜合體現,在中國語境中這三重維度的文化內涵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雜糅。

  首先,從象征文化的維度來看,被建構為日本傳統文化的代表,與日本庭園合為一體展現和風之美的錦鯉,被直接置于江南園林里,融入中國本土文化語境之中。例如在上海豫園中的庭園、玉佛禪寺覺群樓前的池塘里,都游動著色彩斑斕的錦鯉。由于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游樂賞玩的花鳥魚蟲文化,池塘中原本也有紅鯉魚、金鯉魚的存在,所以觀賞者對日本錦鯉的到來絲毫沒有違和感(23),或者說感覺它們的存在仿佛是理所應當的,是自古就有的。不僅如此,在玉佛禪寺凈意譚邊有關錦鯉的介紹中,人們寄托于鯉魚身上的對日常生活的美好愿望被順理成章地依附到錦鯉身上。例如,頭頂紅斑的紅白丹頂錦鯉被喻為“鴻運當頭”,由紅、白、黑三色組成的大正三色錦鯉被稱作“三慧合集”,成為求財求緣的象征等等。

  除中國的傳統園林之外,在人群聚集的公園、博物館、風景名勝之地,賓館、餐廳的水池中,車站、機場的宣傳畫上,甚至在工藝、美術創作的世界里都不乏錦鯉的身影。例如,原本在寓意吉祥的中國國畫中,常常出現的是黑鯉魚和紅鯉魚的組合構圖,現在卻不乏錦鯉的身影。在中國傳統藝術元素中融入錦鯉這一形象的“創新”,恰恰反映出日本錦鯉文化已經悄無聲息地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人們對鯉魚與錦鯉的等同、混雜使用。更重要的是,這種鯉魚與錦鯉的雜糅,不僅意味著對錦鯉的無意識本土化建構,同時也賦予了錦鯉新的吉祥文化內涵,這是作為日本文化復合體的錦鯉不曾具有的象征意義,是其在中國語境中與中國鯉魚所代表的吉祥文化融合的結果。

  其次是錦鯉生產文化維度的交融。在中國經濟較為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有眾多錦鯉愛好者。不僅如此,地方政府為了振興經濟,也積極推進錦鯉產業的發展。例如廣州市周圍的順德、中山、江門等地區建有大型的錦鯉池,江門市還在2009年被中國漁業協會指定為“中國錦鯉之鄉”。由于錦鯉生產的特殊性,錦鯉養殖指南類的書籍多是日文的譯著,但近些年也出現了一些中國錦鯉愛好者自主編寫的錦鯉養殖實用技法類的書籍。在這些書籍中,會有一些對錦鯉文化的概述,然而在肯定錦鯉的發源地為日本的同時,都會千篇一律地強調錦鯉的祖先是鯉魚,而鯉魚是從中國傳到日本去的。這實則是在強調錦鯉的“根”在中國,錦鯉文化根源于中國文化。這種對錦鯉歷史有意識地再建構與擴大中國錦鯉產業的經濟戰略密切相關,是激發錦鯉愛好者、養殖者的民族自豪感的有效途徑。

  再者,從錦鯉的品鑒文化來看,中國的錦鯉愛好者以企業家、投資家等富裕人士居多,他們對錦鯉本身的價值極為重視,往往耗費巨額的資金,與其他觀賞類的動植物、古董、美術品等投資有類似之處,這也決定了他們會基本依據日本所制定的世界標準來進行品鑒。但與此同時,在中國的錦鯉品評會上也出現了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內容,例如將黑白花紋品種的錦鯉大獎命名為“水墨國畫獎”,顯然是將錦鯉身上的圖案與中國傳統水墨畫的意境有機結合在一起。

  綜上所述,當作為日本文化復合體的錦鯉“游”來中國后,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對其進行了本土化的建構。頗有意思的是,以錦鯉愛好者為主,對錦鯉生產文化與品鑒文化的“有意識”的調試,并未給標準化、全球化的日本錦鯉文化帶來多少沖擊,反倒是普通民眾在象征層面對錦鯉文化的“無意識”的重構,打破了錦鯉文化的全球化標準,使得作為“第三種文化”的中國錦鯉文化形塑而出。而這種中國錦鯉文化能夠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錦鯉”和“中國鯉魚”的相似性、親緣性,這種相似性、親緣性使得國人對于外來的錦鯉文化沒有過多的抵制,較為自然地將其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之中,并賦予它與鯉魚同樣的吉祥文化的內涵。同時,我國的鯉魚文化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出現了鯉魚與錦鯉的混同!暗谌N文化”是“超越國界的”,(24)它不再一味地追問文化的起源,而是將目光轉向文化間的碰撞與交融,關注文化雜糅的動態過程,這種雜糅性、互動性正是作為“第三種文化”的中國錦鯉文化的特征所在。

  四、互聯網時代下的中國錦鯉

  中國的鯉魚文化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堅實的民間基礎,這使得由日本錦鯉文化本土化建構而成的中國錦鯉文化在民間迅速蔓延開來。并且,伴隨著移動媒體在中國爆發式的增長,虛擬空間中作為“第三種文化”的中國錦鯉文化進一步演變,不論在速度、規模還是社會影響力方面都遠超其在現實空間中的體量,呈現出多樣化的格局,出現了錦鯉迷因(Koi memes)的衍生物。

  (一)中國錦鯉的符號化與神格化

  中國錦鯉文化的核心在于“吉祥”,與鯉魚的民俗文化傳統一脈相承。雖然在文化雜糅的過程中人們延續了日本錦鯉生產文化、品鑒文化維度的大部分內容,形成了中日錦鯉愛好者間的良性互動,但最為中國普通民眾所廣泛接受的卻是日本錦鯉文化中未曾包含的、獨具中國特色的“幸運”的象征內涵。

  在此背景下,近幾年來轉發錦鯉祈求好運的網絡民俗成為熱潮,形成了中國錦鯉文化的衍生物——中國錦鯉迷因。根據筆者從微博上收集的資料顯示,轉發錦鯉最早出現于2013年5月,而一個名叫“錦鯉大王”的大V賬號對轉發錦鯉熱的形成有重要推動作用。2013年7月19日,該賬號發出了第一條微博,稱“關注并轉錦鯉圖者一個月內必有好事發生”,截止至2018年11月,該條微博已被轉載93萬余次。

  2013年至今的錦鯉圖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是日本錦鯉圖,第二類是中國鯉魚圖,第三類是人形錦鯉圖。第一類和第二類分別是對日本錦鯉之吉祥象征意義的重構以及日本錦鯉文化沖擊下出現的鯉魚和錦鯉的混同,這與上文所述的現實生活中生成的“第三種文化”無異,是中國錦鯉文化在虛擬空間的延伸。然而第三類的人形錦鯉圖(一些綜藝明星、話題人物與錦鯉、鯉魚的結合圖)中包含了很多流行文化的“!,是中國錦鯉文化的新的演變,成為2018年最受歡迎的轉發對象。

  戴望云指出:“當傳統文化和互聯網發生沖突時,變革不可避免。盡管名叫錦鯉,但是許多現代錦鯉迷因根本沒有魚的特征。相反,它們經常圍繞一個成功人物,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在獲得期待已久的奧斯卡獎之后是一個受歡迎的選擇;或者是一個被認為特別幸運的人,比如2018年一部人氣電視劇中無情的瑪麗蘇式女主角魏瓔珞。偶爾這些人物的形象也會被編輯得像魚,但通常它們與實際的錦鯉只有微弱的聯系!(25)可見,在網絡世界里,錦鯉已逐漸演化成了一種“幸運符號”,其形象是日本錦鯉還是中國鯉魚變得不太重要,它甚至已經不再出現于錦鯉圖之中。然而當錦鯉只剩下“錦鯉”二字之時,我們或許也會逐漸遺忘中國錦鯉文化的生成過程,跳過中國傳統鯉魚文化與日本錦鯉文化的雜糅階段,直接將中國錦鯉迷因作為傳統鯉魚吉祥文化與互聯網技術碰撞而生成的產物。

  同時,隨著人形錦鯉圖的蔓延,“拜錦鯉教”也開始出現。雖然自2013年起就有人形錦鯉圖,但說到錦鯉本鯉崇拜,不能不提2018年的話題人物“楊超越”。董牧孜分析了年輕人拜楊超越的情感結構和心理特征,認為楊超越的走運是與她同樣焦慮的群體的“精神安慰劑”,而拜人形錦鯉現象的本質是后現代式的戲謔,是明知其荒誕而為之。(26)其實,這種現象也不是當下才有,早在轉發錦鯉之前,年輕人就曾將李宇春等“幸運”的選秀明星捧上神壇,“2008年‘信春哥、不掛科’的順口溜流行于網絡,2009年對‘考神’李宇春祈愿開始成為熱潮”(27)。民俗具有心理調適的功能,網絡民俗更是如此,至于靈驗與否祈愿者倒不是十分在意,只是尋求心理安慰罷了。(28)如今,融入錦鯉這一元素之后,祈愿的內容更顯多樣化,比如“考試前夜拜楊超越,想要打敗情敵則拜魏瓔珞”(29)。然而,不論是學業有成、事業進步,還是財運亨通、愛情美滿的祈求,都可以從上文所述的中國錦鯉(鯉魚)的傳統寓意中找到印證,就連人形錦鯉的神格化也可以從鯉魚曾經擁有的神圣性中尋得關聯,這種中國錦鯉文化的新的演變實質上并沒有跳脫傳統文化的語境。

  可以說,人形錦鯉是中國錦鯉網絡迷因的一種,也是目前最受關注的文化潮流,這種文化的承載者主要是年輕人,它的變異性較強,愈發脫離了實物的魚,愈發褪去了錦鯉的日本語境,將其變為符號化、神格化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它還是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錦鯉迷因相較一般的網絡迷因而言,蘊含了更多的傳統性,(30)這也使得它比稍縱即逝的其他網絡迷因存續的時間更長,影響的范圍更廣。

  (二)中國錦鯉的商業化與國際化

  2018年的四大人形錦鯉分別是楊超越、魏瓔珞、信小呆和棠福蘆。依筆者所見,前兩者和后兩者之間有著較為明顯的特征區分,即從信小呆開始,中國錦鯉迷因又出現了新的變化。

  信小呆是支付寶國慶期間選出的“中國錦鯉”,棠福蘆則為天貓“雙十一”10周年晚會抽中的“歐氣(31)錦鯉”,兩者都與阿里巴巴的商業戰略捆綁在一起,可謂民俗經濟的產物。吳玉萍認為:“企業節日必須有民俗行為的支撐,這種行為體現在節日符號的設計、帶有民俗元素產品的開發以及民俗平臺的打造等。只有通過這樣的民俗實踐,企業節日才能有效形成!(32)趁著網絡上轉發錦鯉的熱潮,將錦鯉元素融入蜂鳴營銷(Buzz Marketing)中,無疑是阿里巴巴2018年極為有效的民俗實踐,它增加了民眾的認同感,在國慶期間創造了企業傳播案例中迄今為止總轉發量最高、企業營銷話題占據微博熱搜榜單最多的紀錄,并在雙十一當天刷新了之前的銷售額,2018年天貓“雙十一”全球狂歡節全天成交額最終突破2000億元。同時,阿里巴巴的民俗實踐也給中國錦鯉文化帶來影響,信小呆的熱度迅速超過楊超越、魏瓔珞,成為新一輪錦鯉代言人。不僅如此,在商業化的影響下,中國錦鯉的概念及意象被進一步確立,作為“第三種文化”的中國錦鯉文化開始走向世界。

  雖然筆者在本文中為了區分中國錦鯉文化和日本錦鯉文化,始終在錦鯉之前冠以“中國”兩字,但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人們對錦鯉與鯉魚的混同,或者說認為錦鯉就是傳統鯉魚文化的一部分(這是作為“第三種文化”的中國錦鯉文化的特征),所以信小呆出現以前,網絡上流傳的都是“錦鯉”一詞,沒有“中國錦鯉”一說,是支付寶的“中國錦鯉”活動使這種說法普及開來的;顒又,網絡上出現了“轉發……,下一個‘中國錦鯉’就是你”之類的信息,商家們開始爭相效仿支付寶的活動,打造出“成都錦鯉”“杭州錦鯉”等中國地方錦鯉。從意象上來看,支付寶“中國錦鯉”的圖標是極富中國特色的,火紅的背景上跳躍著一條金鱗紅鯉。雖然上文中反復述及中國錦鯉文化中錦鯉與鯉魚的混雜、混同現象,如池塘中并存的錦鯉和鯉魚,網絡上同在的錦鯉圖、鯉魚圖等,然而支付寶的圖標設計極富沖擊力,似乎在昭告天下這才是中國錦鯉應有的姿態。加之其巨大的影響力,于是,楊超越的表情包里偶爾閃現的色彩斑斕的錦鯉到了信小呆的表情包里已經變成了清一色的中國鯉魚,而其他商家的“雙十一”宣傳畫也大多模仿了支付寶中國錦鯉圖標中的中國意象。(33)

  同時,伴隨著阿里巴巴的全球戰略,被其建構的愈發中國化的中國錦鯉文化開始向境外、海外傳播。中國錦鯉文化是日本錦鯉文化向全球擴散時與中國傳統鯉魚文化相融合的結果,雖然在互聯網空間中形成了轉發錦鯉祈求好運的中國錦鯉迷因,傳播速度快,覆蓋面廣,但基本是國人自娛自樂的一種地方性文化。然而由于中國“新四大發明”(34)之一的移動支付技術在全球的推廣,包含于其中的民俗文化要素也開始“滲透式”地對外輸出,中國錦鯉文化的商業化和全球化幾乎是同時出現的。

  在信小呆當選“中國錦鯉”之后,支付寶的全球合作伙伴紛紛向其發出邀請。2018年10月10日,搜狐網刊登了《一條“中國錦鯉”的英文,竟然難壞了這么多國家的人》的趣文(35),對世界各地的一些機場及購物場所中“中國錦鯉”的相關描述做了調查,我們可以從這篇文章中發現很多有趣的現象。譬如,香港國際機場用了一紅一黑兩條鯉魚的傳統吉祥圖像及“luckfish”這樣一個體現中國錦鯉文化“幸運”的核心內涵的詞匯加以描述。迪拜機場和歐洲的比斯特購物村則直接選用支付寶的中國錦鯉圖,在文字表述上,迪拜直接使用了“中國錦鯉”的中文字樣,比斯特購物村除了“中國錦鯉”外,還加上了“Chinese Jinli”的英文表達。公共空間中的這些展示,潛移默化地宣傳著由支付寶建構的愈發中國化的錦鯉文化,將錦鯉的英文表述為漢語發音的“Jinli”而非日語發音的“Koi”是其最為突出的表現,也是支付寶國際影響力的一種證明。

  另一方面,該文提及的日本藥妝店和法國巴黎春天商場門前的圖片中,出現的依舊是色彩斑斕的錦鯉的身影。在錦鯉原產國的日本,若將其表現為紅色鯉魚或許會有指鹿為馬的感覺,而法國保安手中的錦鯉則暗示著日本錦鯉文化已在法國有了一定的影響。顯然,當“第三種文化”的中國錦鯉文化向全球擴散時,我們不僅將面對與當地(尤其是錦鯉原產國日本)本土文化的碰撞(36),在那些已經受到日本錦鯉文化影響的國度,中日錦鯉文化也將發生沖突(37),文化的雜糅會進一步加劇,中國錦鯉文化可能被重構,或將形成“第三種文化之第三種文化”。

  五、結語

  本文探討了現實及虛擬空間里“中國錦鯉”的生成過程!爸袊\鯉”并非中國的固有文化,它是日本錦鯉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與中國傳統鯉魚文化雜糅而成的,是一種“第三種文化”。

  “錦鯉”一詞出現于大正時期的日本,但錦鯉文化的形成與傳播大約始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它從一種地方風物被建構為日本“國魚”,作為文化復合體包含了象征、生產、品鑒三重維度。

  中國有著悠久的魚文化歷史,鯉魚作為其重要的代表,歷經了由圣入俗的過程,成為民間普遍性的吉祥物,滲透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為“中國錦鯉”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礎。由于鯉魚與錦鯉的相似性、親緣性,日本錦鯉文化襲來之時,除了中國的錦鯉愛好者在生產和品鑒維度對其進行有意識的重構以外,民間還無意識地賦予它與鯉魚同樣的吉祥文化的含義,并為傳統的鯉魚文化注入了新的內涵,出現了鯉魚與錦鯉的混同,形成了不斷互動、雜糅的中國錦鯉文化。

  作為“第三種文化”的中國錦鯉文化,在互聯網時代出現了新的演變,形成了轉發錦鯉祈求好運的網絡迷因。當下,“人形錦鯉”迷因最受關注,它既是以年輕人為主的群體將錦鯉“符號化”“神格化”的產物,也是資本刻意經營的結果,由于騰訊網和支付寶等商業因素的介入,因而呈現出典型的商業文化民俗化的特征。這些演變的共通之處,在于讓中國錦鯉變得越發貼合中國傳統、脫離日本語境,而錦鯉迷因蘊含的傳統性也使得它日益擁有更加廣大的受眾面。

  同時,越來越富含中國元素的錦鯉文化,伴隨著支付寶的全球戰略而開始趨向“國際化”。邁克·費瑟斯通和華琛雖然在研究中注意到某種源文化在全球化進程中與地方文化互動、雜糅而形成“第三種文化”的現象,但他們卻忽略了“第三種文化”持續發展,進而演變成為源文化,與原有的源文化并存或將其顛覆的可能性。中國錦鯉文化的演變便是這種可能性的一個有力例證。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文化的生產與接受的主客二元對立被打破,兩者會不時地交換位置,這種流動性需要今后的民俗文化研究更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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