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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人類學的發展模式及其展望

來源:《民間文化論壇》2018年第2期       發布時間:2019/5/15 12:39:08

——民俗影像工作坊導師六人談

  2017年7月14—29日,華東師范大學聯合華中師范大學、廣西民族大學、貴州大學、長江大學和湖北民族學院主辦了“文化多樣性與影視表達”“古茶文化與當代社會”為主題的暑期學校與民俗影像工作坊。

  作為華中師范大學與美國崴淶大學聯合開展的第四期中美民俗影像記錄田野工作坊、廣西民族大學學報編輯部第三屆博士生論壇和貴州大學東盟研究院首屆茶文化暑校的合作平臺,華東師范大學邀請來自國內高校、研究機構和影視傳媒領域的6名專家任導師,于7月16日在上海就“影視人類學的發展模式及其展望”進行對話與討論。從對話中我們發現,中國影視人類學在不同高;驒C構發展出不同的工作模式,形成不同的實踐經驗,為中國影視人類學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發和開闊的思路。

  范長風:

  今天,我們導師團隊有一個對話,對于學員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學習和交流機會!

  首先,我們導師分別介紹一下各自單位影視人類學發展的狀況。如果學員們感興趣的話,可以直接提問專家,現場互動。上海的學員比貴州學員有更特別的機緣,能遇到這么多影視人類學的資深老師,并可以期待他們給予學術和技術指導。在這個過程中學員們可以學到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比如攝影技術與人類學知識在紀錄片中的應用。

  我先給一個框架或者模式,希望這個框架不會束縛各位專家學者的思想,只是想告訴大家我們要談論什么問題。這些問題包括(1)影視人類學發展狀況;(2)影視人類學發展中形成的工作模式;(3)問題與前瞻。

  先說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的影視人類學發展狀況。我們學院是一個學科門類多樣化的學院,我所在的單位叫民俗研究所,F在做影視人類學的有兩個單位:人類學研究所和民俗研究所,我們之間有密切的合作。人類學所攝制的影片多以弱勢的、邊緣的群體居多,這些都是人類學的傳統。民俗所在影視人類學領域近年來有一個快速發展的過程,其視野更寬闊,進步更大,在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方面都有很多影視表達的成果。在這之前所拍的影片大多數和個人的科研項目有關。在我們民俗所,我主要是做影視人類學的教學和應用項目;田兆元老師做節日影像志,相關的應用項目還有博物館展覽、記憶研究和校園文化建設項目。學院領導大力支持我們,我們也能夠為學校和學院做一些文化傳播的工作。我們培養的學生拉出去就能夠拍攝,拍攝完了就可以很快拿出后期成果,并且產生一些社會效應。

  2013年,對我們研究所來說,是一個標志性的時間。影視人類學開始發展起來了,慢慢地我們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模式。通過這些年的摸索,我也有一個心得,這個心得一言以蔽之:視頻就是力量。我們很幸運,學院領導班子是中國高校最有眼光的學者,也是最懂得影視人類學的人,對影視人類學非常支持。我們現在添置的設備非常專業,攝錄、非編系統和錄音棚在985高校里面可能都是數一數二的。這些器材和設備為各位暑期學校學員準備好了,下面就看你們調查、拍攝和后期編輯能做成什么樣子了!

  孫正國:

  非常感謝東道主華東師范大學范長風副教授,以及社會發展學院民俗所的老師們和學生們的努力,讓我們能夠在中國大都市,做這么一個比較開心又兼高學術性的暑期學校與影像工作坊。

  我們的學科“中國民間文學”是劉守華教授開創的,主要做敘事文學。后來陳建憲教授在九十年代末主持了一個項目“影像中華”,雖然進入了影視領域但還沒有找到影視表達的路徑,缺乏經驗。雖然項目沒有達到應有的目的,但是對我們專業來講,卻開始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科規劃,即把影像作為我們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2014年,我們華中師范大學、中國民俗學會和美國民俗學會有一個合作項目,即中美民俗影像工作坊合作項目,我們就做了第一期中美民俗影像工作坊。對中國端午節的世遺申報地的宜昌、黃石、岳陽、蘇州這四個城市的端午習俗做了探索性的影像記錄。

  2015年第二期中美民俗影像工作坊,我們投資了大概二十多萬吧,做了美國俄勒岡州的圣誕節。第二期做完之后,我們發現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模式,即,在做影像記錄的時候,我們使用了文化對話這種人類學的視角。后來我們整個的民俗學影像和工作坊都借助了人類學,因為人類學不管在學科知識的建構上,還是在影像技術學科的發展上,我覺得都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發展。

  在美國俄勒岡州的圣誕節調查與影像記錄過程中,我們用了一個結構性方法去記錄這個節日。我們把圣誕節做成三個單元或三個要素,即圣誕老人、圣誕樹、圣誕禮物。海外影像志的田野與制作過程給我們提供了兩個非常重要的經驗:一個經驗就是在海外的調研中,我們需要借助當地田野的學術機構和學術條件來做,才能很好地進入海外田野,避免跨文化之間的沖突與誤解。所以我們在跨文化的層面意識到,一個文化傳統對它的節日的塑造和影響之深,是一個主體文化以外的人難以理解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得到這樣的經驗:必須要借助當地的文化機構、人類學的田野基地來做調查。第二個經驗就是我們在實際的選題過程中,充分的醞釀,充分的討論,工作坊形成一個團隊合作機制。在第三期日本名古屋和大阪、京都的夏祭調查中,得到了日本愛知大學周星教授的指導與支持,日本國立歷史民族博物館松尾恒一教授也給我們分享了他的日本民俗影像紀錄片,我們以團隊合作機制來激發每一位學員的能動性與創造性,一起面對語言、習俗、訪談與田野等異文化的綜合問題,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今天我們進入了第四期,來到上海,我們這個模式又有了新的變化。多虧范老師的介紹,我們有幸結識影視人類學大佬龐濤老師,龐老師作為本期的導師成員,讓我們的團隊真正進入到了影視人類學的中心地帶。

  我們整個工作坊的結構和思路,把“上海文化多樣性”作為一個主題,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已經成為當代文化的基本屬性。在中國,上海是文化多樣性最好的代表。這個選題本身切合了我們時代的命脈,或者說一個基本的邏輯。所以非常感謝龐老師、長風副教授與年輕的影視人類學的專家熊迅博士、譚勇導演。我們在這幾年的發展過程中也有一個非常大的教訓,就是工作坊的一個平臺雖然得到了全國很多高校學員的支持,但我們自己的人才培養沒有跟進。今天聽了范老師這些介紹,聽了他們這么精良優秀的團隊工作情況之后,發現他們的人才培養已經有非常好的基礎。我們真正把握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又積累了不同的一種經驗,這也算是很大的收獲吧。

  學生:

  老師我有個問題:這個工作坊的意義或者說長遠的目標是什么?工作坊是不是可以作為一個陣地,作為這方面人才的培養?還是更加傾向于影視成果的展現?

  孫正國: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問著這么個意義的問題,田老師說是“帶著夢想飛翔”,我非常贊同這個觀點。在我們整個學科的轉型中,怎么樣在共享時代來創造一種機制,讓跨學科的研究和實踐得以完成呢?

  我想第一個意義是:在跨學科和合作共享里面建構推進學術的一種力量。第二,我們希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影像民俗志可以通過文化比較來理解自我,海外影像民俗志應該是未來的一個方向。我覺得這也是對象、方法和研究內容上的一個意義。第三,我們的學科在穩定發展的過程中,不能應對技術的快速發展,就會錯過學科融合的增長點。影視人類學的未來,我想會超越這個平臺本身,點亮一個學科更長時段的方向。也許我們都忘了曾經在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的這么一個非常好的平臺里,和這么多的導師對話,點亮了作為影像民俗人才或者未來影像民俗人才的火種,也許我們自己都忘了;但是當某一天,看到我們的紀錄片的時候,我們才會意識到,“欸,當年我還是在那個平臺上,才有了未來的呢!倍@個未來恰好與未來學科的發展相契合。所以我們的工作坊是以探索為主,還在等待真正成熟。

  就我而言,我自己的學科是文學,不管是做電影,還是進入人類學或者民族志,都沒有合法性。但是我看到了我們這個學科群體,看到了一個希望和增長點。我覺得我們這個工作坊最終的、最本質的意義應該是:通過這樣一些各方合作共享的方式,來完成我們存在的自我認知。

  龐濤:

  首先我要感謝范老師、孫老師能讓我有機會出來見見世面,其實我對這個圈子不太了解,我要么在田野,要么就在家里待著。謝謝各位專家。我們社科院民族所始于50年代末第一次民族大調查和民族識別,因為當時有很多參與調查的專家認為有必要用影像手段來把當時的文化記錄下來、保存下來。民族調查這個事情最早是由陳伯達向中央提出來的,由周恩來領導實施的操作,目的是摸清當時我國的社會形態。20世紀50年代由全國人大來負責實施并因此而成立了民族研究所。這是我國第一次成規模的民族志記錄和影像文化研究活動,“文革”時中斷結束了。原計劃是對我國所有民族進行深入的影像化民族志描寫,形式內容結構大致都相同,每部影片五十分鐘左右,涉及社會歷史等方方面面,這批成果當時叫“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到“文革”前共拍攝制作了19部。

  1978年,民族志又恢復了這項工作;謴腿祟悓W學科以后,1987年我們研究所在西藏察隅地區,用彩色膠片拍攝制作了《內恕貳V笪頤薔涂悸鉸叫心康牡刈槌梢桓齙纈白,由一些参与偶{憷嫌捌某稍焙鴕恍┭д咦槌,其中杨光海偶{愎糇、鄂聽铤Q宓扔捌?80年代楊光海先生主持拍攝了一些綜合性、整體性的民族志,窮盡所有方面的描寫方式,都是大體量題材。大概延續到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時候,形式上又有點變化,學者開始引入影視人類學的觀念,在90年代中期我們民族所就成立了國內第一個影視人類學的研究室。我們開始有規劃、帶著問題意識設計、拍攝了一些課題,拍攝了一批紀實性民族志影片。1996年,我們在青海黃南州熱貢地區拍攝制作了《隆務河畔的鼓聲》,這個影片參加了法國巴黎的電影節,該片主要探討了原始宗教和藏傳佛教之間的關系,做一個整體性的觀察和比較。這個時期的人類學紀錄片受到當時紀錄片方法的影響,不像之前規整的科學電影的形式感覺,它不是劇本先行,它更多是伴隨著田野調查,在調查中生成問題并具化為影像敘事的方式,這就是當時制作紀錄片的工作模式。在20世紀90年代末,我們在拍攝格薩爾史詩藝人的影片《仲巴·昂仁》時,拍攝開始有了一個整體觀的關照,拍攝不是孤立的拍攝,而是放到一個文化情境中來觀察,所以是一個相對性的整體關照。這樣到90年代末21世紀初,我們研究室承續在喜馬拉雅地區的學術傳統,在2003年又去了西藏墨脫拍攝了門巴族,繼續這么一個民族志影片的過程,拍攝了一部三集的人類學影片《地東之夏》。再后來,當我當研究室主任的時候,主持的第一個項目是2013年的“喜馬拉雅山地民族影像志”系列。這個項目也是基于我們的傳統——整體的影像描寫,這個項目規模是比較大的,在一個區域做一個系列影片。這個是互為背景的民族志系列影片,所以我們觀察和描寫的許多文化事項或問題,都同時作為相互的背景,同時每個問題又都嵌合在這些描寫的事項組成的文化背景中進行描寫,許多問題都變成了這個問題的背景,來做比較,進行觀察,互為背景的文化描寫是一個整體式的民族志過程,這是我們的嘗試。這個項目進行了兩年,沒有繼續下去。研究所不希望我們很多年只在一個地區做一個項目,但我們也已拿出一些成果,包括一部6集的喜馬拉雅山地民族影像志《察隅河谷儼腿恕罰灰徊糠從硟人宗教醫療的人類學影片《神圣的治療者——內說男叛鲇胍攪啤泛兔虐妥逕緇岜淝ǖ摹兜囟輟返取?

  現在我們做的和以往不一樣,比如我們所正在進行的項目“中國民族經濟社會發展第三次大調查”,要配合和附屬于這種大項目,這不是我們太樂意做的,因為這不是基于一個田野調查的過程。這個項目“喜馬拉雅山地民族影像志”體量也是非常大,到現在還在繼續做。同時我又申請了一個西南民族村寨的文化重建的項目,按流域來看這幾個民族之間文化的關系。同時又做了一些非洲的,所以我們的發展是有傳統的,我們的類型是基于整體觀的文化描寫,它不是一個興趣愛好,這種規劃式的拍攝方案是有設想的,想通過經驗和研究的積累,來應付將來走出去的計劃,包括非洲、東南亞,一個非點狀的線性影像調查。這種規劃帶有國家的整體性視野感覺,這在項目設計的時候考慮得也多一點。我們現在發展的脈絡大家應該已經看出來了,但是我們面臨的問題也是很多的。

  研究所成員分為兩類,一類是人類學背景的,一類是搞專業影像的。他們之間的知識和互相學習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的經驗是合作,在專業的合作中才能應付這樣比較復雜的項目。這也需要我們自己具備跨學科的知識,我們所做的還不是太成功,干活還不夠賣力,希望我們的年輕人起來,又有知識,又有技術。

  范長風:

  龐老師,你們研究所體制跟高?赡懿淮笠粯。如果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項目,人員怎么去分配?是從研究所以外去找人呢?還是內部配置?

  龐濤:

  現在我們確實是兩個項目,大學同我們的科研機制是類似的,科研經費都是課題負責人來支配。紀錄片前期拍攝和后期編輯都希望做得專業,后期編輯工作太費時間了,好幾個月,這可能會耽擱太多時間,但是課題機制不允許。我們一般不會外包給專業團體,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得會調查,會拍攝,會編輯,會錄音、挑桿,連音樂還得要會,每個人都得具備各種技能。就是說別人的項目你得舉桿,我的項目別人來幫我,像“喜馬拉雅山地民族影像志”就是我的同事雷亮中、李向東來幫我舉桿,我自己拍攝。我現在計劃著請學生參與到項目中,拍攝必須要我們自己拍,因為我們這種影像民族志類型不是別人熟悉的類型,很專業的人也不一定知道我們想要拍什么樣的東西。

  現在我們發展面臨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方法上的一些變化,因為我們覺得在傳統影像民族志有一些問題,比較忠實地采取真實性、客觀性的、參與觀察的方式。最初的拍攝就是為了收集資料,缺乏深層次的描寫或者解釋性的影像描述。從“喜馬拉雅山地民族影像志”開始,我們嘗試突破完全紀實性的記錄,即非虛構原則,運用非虛構的劇情化的結構。我們現在實驗的一些民族志都是解決描寫不足,或者深度描寫不足的問題,我們也努力嘗試,但是這種非虛構的劇情還是適合我們做這種大規模、大體量的整體中的局部,局部中有整體影像志,我希望在這方面有所突破。

  范長風:

  龐老師一下子回答了兩個問題,但是又拋出一個概念“非虛構描述”,那么有同學要問,“什么是非虛構?”

  龐濤:

  “非虛構”,從字面上來講,他不是導演設計或導演出來的社會事實,不是現實中以外的東西,而是現實中發生的東西。我們的工作是把現實生活中的素材重新組織,進行結構化表達。大部分紀錄片都是非虛構的,F在有一些記錄風格的故事片,實際上是虛構的,只是看著像是紀實性的。我們嘗試用非虛構劇情的敘事表達方法是為了突破非虛構(Documentary)在闡釋性描寫方面的不足,我個人認為非虛構劇情(Docu-Drama)甚至劇情(Drama)等均可用于構建表達。

  當然這些實踐只是我們試圖建立發展影像民族志“解釋性結構”(我認為,一般影像民族志或人類學電影應包含描述性結構和解釋性結構兩種敘事結構)方法的一部分嘗試,我們還在嘗試其他結構性或實驗性的影像民族志方法,以及作為文化批評的影像志實驗等,目的是為了描寫日常生活世界的內在邏輯。

  熊迅:

  其實有一本書叫Nonfiction 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Richard M.Barsam),就是關于非虛構的電影史,也就是紀錄片的事情!胺翘摌嫛焙汀疤摌嫛笔且粋相對概念,如果各位對這個感興趣,我順著龐老師的思路舉個例子講一下。各位可以看一下最近熱播的《岡仁波齊》,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用紀實手法拍攝的虛構片,可以把它和西藏題材的紀錄片作對比,你就知道它的區別在哪個地方。張揚拍攝的牧民的日常生活,每一個動作:倒茶的,燒火的,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吃牦牛肉的一些鏡頭,可能都是受到一定控制的。整個現場的控制都體現了比較強烈的個人性的、主觀性的東西,而“非虛構”正好和這個相對。

  剛才龐老師用的講述是一個歷史性框架,因為龐老師所在的機構是影視人類學的“領頭羊”,我們都非常敬仰。那我用空間來對抗時間好了!首先還是要感謝范老師的熱情招待和悉心組織,同時也感謝孫老師和我們的合作。我自己是在中山大學,我們的研究和教學會涉及不同的專業,有一點點跨學科的意思,因為我本來是視覺人類學的博士,我畢業于中山大學的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中山大學的人類學專業,可能大家會有一點印象,他的特點就是復制了美國人類學的模式。在人類學的專業下面有四個分支的學科,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生物(體質人類學),所以我們有研究猴子的老師,也有做艾滋病的臨終關懷的老師,也有做民俗學的老師。

  我自己是視覺人類學出來的,可是我現在的教學是在設計與傳播學院,這是和新聞傳播有關的。我們整個學院比較新,但是我覺得我們在空間上也許可以有一些拓展和跨越。比如我自己在人類學這邊,我做影像民族志基于一個整體的理解、一個整體的關照,去發展各種各樣的方法完成紀錄片;同時我也會和一些藝術家合作,因為在廣州有一些當代藝術家,比方說我參與一部片子叫《巴黎癥》。在中國的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他模仿巴黎的風格,建造很多奇怪的建筑,頂子是一個頂子,下面有不一樣的形式,再加上中國的廟宇,各種混搭,我們會用一種當代藝術的方式去呈現。媒介人類學中心由鄧啟耀老師負責,鄧老師一直在從事視覺人類學和影視人類學的研究,他認為影視人類學不只是做紀錄片、寫論文,而是包括對當代的視覺社區、視覺群體的研究。他帶的學生有做動漫的,也有做涂鴉社區的研究。因為我是鄧老師的博士生,所以我在這一個方向上也會有一些繼承。

  現在我們的媒介人類學下面又和新聞學、傳播學發生關系,其實我們有三個不同的部分在做影像研究。第一塊是視覺人類學,主要是在實踐上用新的方法來完成對一個社區文化的了解。這又分兩個部分,第一個是對視覺人類學方法論的研究和回顧;另一個是我們會在實踐上嘗試與以前不一樣的東西。各位你們在以后接觸到的紀錄片的四種或六種形態,在我們學生的實踐過程中都會去嘗試。我還帶著一個研究生課程在做新媒介條件下的文化社會怎么呈現。比如我們用電子游戲的方式去做歷年來的廣州火車站的狀態,包括它的變遷。當然現在是本科生和研究生在一起做的,他們在制作中又會遇到技術方面的問題,所以現在還是在一個嘗試的階段。另一部分是因為我們學院有視覺研究的知名學者,所以我們還有一個學科叫作視覺傳播,主要做視覺文化和視覺分析,包括視覺政治這一塊。我覺得我在其中很有收獲,因為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對我做片子還是很有啟發的。還有一部分是鄧老師一直在主持的國家重大項目,“中國宗教藝術調查與數字化整理保存研究”。在這個項目里,鄧老師實際上想做一個多媒體數據庫,現在一方面是在調查,一方面是在研究,一方面也是在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在探索。

  其實就像龐老師說的一樣,關注一個文化的整體形態、形貌,又要落實到具體,要通過影視的方法來試驗、來表達,我覺得前面的路還是挺開闊的。但是確實需要有隊伍,還需要有陣地,我很高興在華東師大范老師這邊有個陣地。龐老師這邊有歷史、有傳承的陣地,孫老師一直在踐行的、延續了幾年的陣地,我覺得挺榮幸的。

  譚勇:

  ——你幸福嗎?——我很幸福!

  我采訪我自己哈!我是做影視里面可以這么近距離坐在學者大佬面前聆聽知識的那個最幸福的人。我真的覺得非常幸福,這個我不是說假話!打個比方,學者們做的事都是功德的事,一方面是在研究和傳承我們的文化,從我自己的行業這個角度來說,我個人比較喜歡紀錄片。紀錄片不是拿一個機器就能夠拍的。拍什么,什么是觀眾喜歡看的。民俗文化是研究普通人的,普通人一定是靠文化活著的。一個片子能夠打動他們,深層次打動他們,一定是要有“貨”的,這個“貨”從哪里來呢?就是從這些學者的研究中來。

  在做紀錄片的導演里,我自認為是有一點學術自覺的,平時還喜歡看點書,所以孫老師邀請我參加暑期學校和工作坊,連續參加三屆工作坊,我很樂意得到這么寶貴的機會。非常感謝范老師,非常感謝從龐老師這里學到最直接的東西。我最早是做故事片的,現在紀錄片和故事片都在做。同時我還兼著中華文化促進會傳媒中心紀錄片、故事片的一些工作,它的工作就是偏政治、對外傳播的一些工作,但是我覺得這些都不沖突。我始終認為好的學術、好的學問應該是回到民間去,應該讓那些不搞學問的人也喜歡看、能看懂。怎么把學術和影視的東西更加緊密地結合,或者說讓其有一個產出的效益。那通過什么傳播呢?普通人可能很難會說,“周末沒事,我去買一本人類學的書來讀一讀!边@對他們要求太高了!斑@周末我還有點空,我去看看《岡仁波齊》,挺好的,能夠思考一下文化,又可以反觀我生活的現狀,想象一下人類的未來!边@個過程中,學者的研究就會通過這種方式傳播。這個空間非常大。

  我們正在做一個關于旅行的拍攝項目。為什么重新做旅行呢?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蔽覀儸F在的旅游產品都是做出來的,甚至完全是假的,導游給你講的是編出來的故事,騙人的。我們要聽民俗學家界定哪些東西是真的,哪些東西是假的。你固然是為了賣東西,為了掙錢,你也不能賣假貨嘛!我買瓶水,但這不是水,這就有問題。當我們的物質發展到一定程度,我們對于知識和文化的需求正在上升,尤其是現在的中產階級。說到紀錄片的發展,這些年有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就是記錄頻道的開播。

  記錄頻道發展得非?,它在幾個頻道的收視率中可以說是僅次于體育和新聞。這說明,看的人多。誰在看記錄頻道?誰在看紀錄片?知識階層、精英階層;或者從財富的角度來說,中產階層。他們有閑、有錢、也有知識儲備。參加三次工作坊和暑期學校,我有什么收獲呢?那就是把學問和市場的東西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現在做的《小河的故事》,關于小河流域的民俗知識就不知道,那如果田老師,范老師,孫老師你們對巴東神龍溪感興趣,好,派兩個人到我組里來,我們器材共享,管吃管住。彼此都受益,而且我們把片子做出來就會有兩個成果,一個學術性的,一個大眾性的。

  范長風:

  在推進影像民族志或紀錄片的過程中,各個單位發展出來什么樣的工作模式?就我們學校來說,我們的紀錄片或者影視人類學主要是通過教學和科研呈現出來的。

  教學方面,我們主要是安排了一些研究生的課程,也會吸引一些本科學生加入,因為本科生的課程我們暫時還沒有。課程的基本導向就是多實踐,少理論,我們一開始就是講操作。人類學的方法大家都知道,就是參與觀察,較長時段的參與觀察;人類學的視角也很簡單,最基本的就是整體性視角,再加上對主位與客位的適當把握。然后就是用你學到的東西去思考問題,遇到問題在拍片的過程中不斷學習、思考和實踐,我把這種影視人類學的教學模式叫作應用模式。當然這和廣電專業的學習方式不一樣,學廣電的學生要把書本中形式化的東西啃上好幾年。我們受制于課程安排必須快步進入操作階段,因為課程通常只有九周時間,但是我們的學生有一個優勢,他們經過專業的人類學訓練,拍片時會主動思考一些有意思的問題。15級的七個研究生,從零開始用了九周的課程時間和延展兩個月的額外時間,拍了五個片子。他們拍的《上海知青》和《四行倉庫》,播放后,許多同學不敢相信這些影片出自他們之手。事實上他們的作品之所以感人,很簡單的原因就是按照人類學參與觀察的方法去做,調查做好了,影片自然就好了。

  科研方面,我們所里三位老師都有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包括我自己的項目,都會通過課題的形式進行影視表達。這個課受歡迎,就是能夠為科研項目服務,能為學院和學校的校園文化建設服務,這就是影視表達的力量。我們研究所的許多博物展出、民俗節日活動在高校里面特別出名,這跟我們的影視傳播有關。像預告片這些都由學生去做,所以視頻的傳播為我們贏得了好名聲,影視表達是華東師大民俗所和別的民俗所不太一樣的地方,很專業又很精致。

  對于我們來說,隊伍建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怎么能夠吸引更多的學生形成一個隊伍?我覺得他們的積極性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個是拍攝自己作品的快感。所以我們會想辦法讓學生享受到視頻帶來的收獲感和成就感。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種快感,可能搞不好,湊不到一塊。第二,學以致用,可以把學到的技術快速轉化成視頻表達。攝影、攝像是一種非常管用的就業技能,在面試的時候有專業技能非常管用,這也是一個吸引同學加入的直接原因。第三,最重要的是培養學生一種品學兼優的人格,這幾天你們看到我們的學生,他們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干活,人也溫和厚道,能力還是比較強。能吃苦、能干活,又勤于思考。其實做人與做事互為一體是我們最根本的教學目標。

  田兆元:

  范老師主打這一塊,逐漸就把這個事情做下來了。我們也利用了院里面學科建設計劃,從物質上添置了比較精良的攝錄和編輯設備,然后從師資上和課程設置上建成了一個民俗紀錄片的平臺。

  我們的招生方向已經有了擴大,主要是我們范老師的努力,和我們同學的參與也是很有關系的。當然范老師講到我們一方面是學術導向,另一方面是就業導向,也是不可缺少的,我們學生學完沒有去處的話,這也不是一個好的教育模式。范老師剛才講到影視是培養人的,不是培養利益之徒,這里面有利益問題。大家知道,除非我們擁有的才華很高,服務能力很強,我們可以談這些“錢”的事,這也不是我們一切向“錢”看的原因。最要緊的是,奉獻出非常優質的影視作品,培養一流的人才。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拍紀錄片是實踐的途徑,也是培養人的一種方式,學生由此提高了境界和習得了兢兢業業的態度。這個是把它貫徹到我們的教學中的,中間是一個很好的環節。技術提升,境界提升,專業化這樣的一個過程,是我對這個學科的看法。

  范長風:

  還想了解一下熊老師的團隊。你們的學生團隊,包括研究生,本科生,他們是來自人類學,還是傳媒?你們的團隊是怎么組建,怎么合作,又是怎么培養學生的?

  熊迅:

  人類學和媒體傳播之間還是有區別的。在本科教學上,因為我來自傳播學院,所以我們的學生有兩個點上可以不斷地產生作品,每個學期我帶的學生可能會有十部片子出來,這是作為基礎訓練。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有好多學生都是做不出來的,壓力還是比較大。此后就是提交畢業成果,我們的特點就是畢業不一定交畢業論文,可以交畢業作品,很多學生會選擇紀錄片的方式。這兩種方式我們都是在本科的新聞或傳播專業這里面展開的,它比較強調在技術上、表達上的實踐與探索,對于研究生則比較強調新媒體的融合。

  我們有一個省級的示范實驗室,依托那個實驗室和現在研究生的資源,這就包含了剛才沒有提到的交互設計,有的是學計算機的,他們會介入進來,這樣的話他們平常的課程還會涉及手機界面,設計A P P,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把他們整合起來,做一些嘗試和突破。比方說我會讓學生去了解世界上比較新的互動紀錄片,他們目前走到哪一步,他們面臨的困難是怎么樣的。人類學這邊的聯系主要是通過項目,比方一個項目,我們會招人類學的學生和傳播學的學生,F在想做一個廣東基于粵語圈的實踐基地,這個實驗基地是希望到時候,人類學和傳播學的學生一起進去,比如說在這個團隊里面負責策劃的是人類學的學生,但是負責攝像的可能是傳播學的學生。剪輯的話由兩部分來完成,導演的話最好是有兩個學科背景。但是目前還是一個規劃,還沒有真正做起來。

  范長風:

  感謝各位老師的精彩講述。社科院民族所是一個具有國家傳統而強調整體性描述的記錄模式,非虛構原則是他們試圖打破套路又承續傳統的有益探索。中山大學影視人類學以鄧啟耀和熊迅老師為領軍人物,與時俱進地探索新技術、新媒體與紀錄片的互構關系,常常使用跨學科手段去探索視覺社區、視覺符號的本質意義。其視覺人類學研究涵蓋面大,跨學科滲透,且緊貼媒體發展的前沿。華中師范大學民俗影像工作坊是一個有項目支撐且倡導團隊合作精神的影視民俗志平臺。工作坊對外尋求跨文化視野中的文化對話與理解,對內注重影視記錄過程中的民俗敘事。華東師范大學民俗所的影視人類學,在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方面得到均衡發展。學校的硬件配置和課程安排保證了師資力量和學生隊伍的穩定性。其發展模式是以學生為中心、以科研為導向、學術與應用并重的理念。

  我很興奮當然也很意外地發現,雖然在同一個影視人類學的旗幟下,不同學校和機構卻發展出各自不同的工作模式,正是這些多樣的發展模式,才會為我們影視人類學帶來希望,也為我們繼續開展更好的影像調查與合作提供一份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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