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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傳統”:當代新加坡中元節研究

來源:《新加坡華人宗鄉文化研究》一書第249-279頁       發布時間:2019/7/2 15:11:57

  一、前言

  中元節又稱“普渡”,又稱“鬼節”,是中國的一個具有宗教色彩的傳統節慶。有關中元節的起源及其演化過程,學界一般認為,經歷代王朝的提倡并與傳統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對祖先和鬼神的信仰和祭祀活動相結合,至少在宋元以后,“中元普渡”已成為遍布中國大江南北的民間習俗及節慶活動。

  中元節是伴隨近現代華南移民的南來拓荒而傳入新加坡,并在新加坡社會變遷時空脈絡下,逐漸從中國傳統節慶轉變成為新加坡華人中元節。這一歷史進程大致可以1965年新加坡建國為界,劃分為兩個時期。1965年以前的新加坡處于英殖民政府統治的移民時代,華人則主要是在1819年新加坡開埠后相繼來到這片新土地拓荒。在不同于祖籍原鄉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下,南來的閩粵移民一方面要應對陌生與艱難的生存環境;另一方面,因英殖民政府實施半自治的統治政策,閩粵移民必須進行社群整合與社會建構,才能維持華人社會運作。在這樣的時空情境下,傳承自華南的傳統中元節被打上新加坡移民社會的時代烙印。

  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結束英國政府近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華人也從中國華南移民轉變身份認同,成為這個新興國家的公民。建國后的五十年來,新加坡面對一系列問題。諸如國家認同之建構、社會重組與城市重建、多元種族、宗教、文化和諧政策的制定等等。而如何在急劇社會變遷情境下傳承與發展中華文化、維系華族民族與文化認同、重整與強化華社凝聚力、以及如何與馬來、印族等和睦相處共同建構新家園等,亦是占新加坡國家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華人社會所面對的挑戰。在上述新的時空背景下,新加坡中元節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演化進程。

  首先,歷經移民時代到本土社會的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中元節這項傳承自祖籍地的中國傳統節慶已經發展成為今天新加坡重要的一項節慶活動。根據筆者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以來的持續觀察,在每年的農歷七月期間,全新加坡到處可見“慶贊中元”的旗幟與標語、祭拜“好兄弟”的祭壇與大香、琳瑯滿目的祭品與“福物”等。到了夜晚,千人乃至萬人的“中元晚宴”在大街小巷和酒店登場,而歌臺的音響與演唱聲、“標福物”的“喊標”聲也在全島的各個角落熱鬧響起。上述景觀匯成一道具有濃郁新加坡本土特色的人文風景線?梢哉f,參與每年中元節的華人人數之多,“慶贊中元”活動規模之大、涉及的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之廣,都遠在其它華人傳統節日之上。

  其二、中元節成為當代新加坡一個具有社區意義、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超越華族的傳統節慶。根據新加坡當地報章的報道,“中元節已經走入基層民眾的生活,不單個別家庭自己祭拜,有組織的慶贊一年甚一年。------有的市民一年趕三、四個中元會,社區領袖、國會議員在中元節期間,也忙著趕中元酒會,與民眾同樂”。不僅如此,至少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元節正逐漸吸引馬來、印度等非華族的參與,為新加坡的種族和諧與互信提供一個民間交流的舞臺。

  其三、與殖民地時代的華人“中元普渡”相比,為適應新加坡建國五十年來的社會變遷,中元節在活動方式、內容以及功能等諸方面都發生了變化。例如,出現了制度化的組織機構“中元會”。在中元節活動方面,除了延續殖民地時代的祭拜儀式,還出現了“標福物”與“中元歌臺”等新內容,并由此催生可觀的“中元經濟”。以1996年為例。根據不完全的統計,當年新加坡的三百萬人口中,大約有百萬人次自發參與了農歷七月期間的“慶贊中元”活動。這一年包括酒宴、福物、歌臺等總共耗費了近4000萬新元(約合當時24000萬元人民幣)。2001年的中元節,不包括“標福物”與歌臺等費用在內,其他的消費已達3600萬新元。至于“中元歌臺”的數量,2012年大約有400臺。2014年的中元節亦有歌臺300-400臺。與此“慶贊”規模相適應,新加坡出現了“中元歌臺臺主、福物制造商、趕場獻藝的藝人、喊標人”等與“中元經濟”相關的行業。

  本文主要根據筆者長期的田野觀察,并結合已收集的各類資料和研究積累,從新加坡中元節的組織形態、慶贊方式、活動內容、文化與社會功能等諸方面,具體討論華人社會如果透過孤魂崇拜的“慶贊中元”,來解決新加坡建國五十年以來所面對的諸如中華文化認同、宗鄉社群的邊緣化、多元種族和諧等的各種挑戰。在“結語”的部分,筆者將運用“創造傳統”的理論,討論新加坡的中元節如何以傳承自華南傳統節慶的“舊形式”,創造性地發展出適應新加坡時空變遷需求的“新的過去”,并以此為個案研究華人文化之建構等問題。

  二、中元會:“慶贊中元”的組織機構

  1、中元會的出現與特點

  與殖民地時代相比,建國后新加坡中元節的一大變化是出現“慶贊中元”的組織機構中元會。

  從保存下來的《叻報》、《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總匯新報》等華文報刊,均未見涉及每年農歷七月中元節活動中與“中元會”相關的報道。另根據筆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對新加坡中元節的田野調查,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當時城市與鄉村“中元普渡”活動主要由廟宇和會館組織與舉辦。

  到目前為止,筆者還無法確定新加坡中元會最早出現于何時。不過根據所收集的華人社團特刊等資料,海南社群的“昭應祠”在1970年創設的中元會,應該是新加坡華人社團和廟宇組織中較早設立的一個中元會。到了上世紀1980年代中后期,華人社會已普遍設立中元會作為中元節活動的組織機構。以位于新加坡東北部的義順社區為例。該社區在八十年代中期已設立各類中元會達二十二個。

  

  到了九十年代中葉,華文報刊不時出現有關全新加坡中元會數量的統計。如1996年的中元節,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這一年僅參與“廣惠肇留醫院”籌款活動的中元會就達到900多個,顯示當年“中元會”的數量至少已在千個以上。

  作為為因“慶贊中元”之需而設立的民間社團,中元會與傳統的華人宗鄉社團如會館、宗親會等相比,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點:

  第一、中元會的組織原則非常寬松。不論哪一類的中元會,參與者基本不受社群所屬之限制。即使是由具有社群邊界的會館組織的中元會,其會員或參與中元節的活動者亦可來自別的社群。

  第二,絕大多數中元會并非常年運作。中元會的基本功能是籌辦與組織每年農歷七月的“慶贊中元”活動。為此,各類中元會通常在農歷六月前后組成并運作,待中元節整個活動結束后即停止工作,直到來年中元節前再重組。故雖然中元會已成為周而復始不間斷地在每年農歷七月舉辦的中元節的制度化機構,但對具體的中元會而言,它卻僅是每年一設、且非常年運作的組織形態。

  第三、作為非常年運作的機構,中元會成立時無需向政府正式注冊。中元會與政府發生關系,主要是為其主辦的中元節活動向政府相關部門申請準證。

  基于上述特點,中元會成為新加坡華人社會最基層的民間機構。由于中元會不需要正式注冊,故它的人員組成與變動可以非常靈活,與此同時也使其運作極易受到社會變遷諸因素的制約。(以下結合中元會的分類與組織形態進行討論!按司鋭h除)

  2、中元會的分類

  要對新加坡的中元會進行精確的分類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這不僅因為新加坡的中元會遍布在全島的各個角落,數量很大。更重要的是,有相當一部分中元會,其組織原則并非單一。以下筆者根據各類文獻與田野資料,嘗試對新加坡的中元會做一個大致的分類。

 。1)廟宇中元會

  由廟宇主持與舉辦“中元普渡”,是新加坡殖民地時代華人社會的普遍做法。此一傳統歷經移民社會一直延續到當代。在每年的農歷七月,新加坡的各類廟宇,包括佛教如雙林寺、道教如三清宮、以及遍布在全島各個角落的華人民間宗教廟堂幾乎都舉辦“慶贊中元”活動。與殖民地時代不同的是,當代華人廟宇多組織中元會,并由其組織操辦中元節活動。

  另一不同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出現的“聯合廟”與“聯合廟”組織成立的“中元會”。所謂“聯合廟”,是指“集合至少兩間有善信基礎、有經濟條件與有整合意愿的廟宇,聯合向建屋發展局或裕廊鎮管理局申請購買租賃期三十年的地皮”聯合建造的廟宇,其“最常見的形式是聯合宮與聯合廟”。作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新加坡市區重建的產物,“聯合廟”的出現,不僅改變了新加坡的宗教地理景觀,亦有助于促進華人的新地緣關系之建構與對新社區的認同。

  根據聯合廟出版的特刊、報刊報道與田野調查資料,有關聯合廟組織的中元會,大致可分成兩類。一類是由聯合廟統一組成的中元會。另一類是聯合廟中的各廟宇分別組織中元會。前者如“淡濱尼聯合宮”。該聯合宮由十個廟宇組成,由統一的組織“中元會”籌辦每年農歷七月的“慶贊中元”。后者如“大巴窯伍合廟”。該聯合廟現由潮州社群的“亞福律大伯公廟”、福建同安社群的“山竹園福德祠”、“聚天宮”、以及海南社群的“昭應祠”等四間廟宇所組成,而每個廟宇均設立中元會主辦中元節活動。根據筆者的田野研究,后者的情況似乎更為普遍。不過由于中元節活動的開放性,因此不論是哪一種組織方式,都有助于聯合廟及其所屬信眾的整合。

 。2)華人宗鄉社團中元會

  據《叻報》的報道,會館、宗親會等華人宗鄉社團在殖民地時代的“中元普渡”中扮演重要角色,從而使這一傳承自華南的傳統節慶被烙上新加坡華人移民社會之印記,并伴隨時代變遷成為新加坡中元節的傳統特點之一。不過,由于建國后華人社會與中華語言文化發展面臨嚴重挑戰,許多傳統華人宗鄉社團已經取消了中元節活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葉以來,伴隨世界局勢變化、中國改革開放和平崛起、華人社會的轉型和中華文化的振興等時空變遷,“慶贊中元”再次走入華人社會,成為許多宗鄉社團的常年活動內容之一。許多會館、宗親會成立“中元會”,在農歷七月期間舉辦慶贊活動。

 。3)新鎮社區中元會。

  如果說廟宇、華人宗鄉社團的“中元會”是延續移民時代華人社會“中元普渡”傳統基礎上建立的主辦機構,那么“新鎮社區中元會”則出現于新加坡建國之后。

  “新鎮社區”是新加坡獨立建國出現的新地理景觀。1959年新加坡自治,面對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嚴重“屋荒”問題,新加坡政府在1960年成立建屋發展局,大量、快速地建造高層組屋,以低廉價格出售或出租給低收入家庭。1965年建國后,新加坡政府為了建構國家認同和發展經濟,開始了大規模的市區重建,同時繼續實行公共建屋政策,以徹底解決居民的住房問題,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目標。在此過程中,伴隨著郊區的開發,政府陸續將大量的城市人口遷移到位于郊區的義順、宏茂橋、淡濱尼、后港、盛港、巴西立、巴西班讓、金文泰、武吉巴督、蔡厝港等數十個新鎮。與此同時,鄉村的居民也被有計劃地被安置到這些新鎮居住。新鎮是一個完整的社區,新鎮內不僅有政府建造的各種類型的組屋和與之相配套的市鎮管理系統,還擁有完整的“一站式”的教育、醫療、生活、交通等設施,如地鐵站與巴士總站、大、中、小型商場與市場、學校與醫院等。

  由于建國后的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特別是市區重建造成移民時代人們的居住與生活方式以及人群聚合形態等的改變,新加坡需要重組與重建基層社會與新地域認同,以促進全社會的凝聚力。新鎮社區中元會的出現正適應了時代發展與社會變遷的新需要。由于中元節已經是新加坡華人社會的一項傳統習俗,為了聚合來自各地的新居民與重建社區聯系網絡,華人在每個新鎮都組織了各種類型的中元會以籌辦“慶贊中元”活動。以新加坡大巴窯、宏茂橋、巴西班讓、武吉巴督等新鎮為例。據筆者的田野調查,在這些新鎮,一類是以政府組屋為單位的中元會,如成立于1980年的宏茂橋10道、由居住在577座組屋的居民組成的“577聯合中元會”、“大巴窯八巷中元會”等。另一類是新鎮內商家組織的中元會。如“巴西班讓生果批發市場中心中元會”;還有一類是新鎮社區居民與商家聯合組織的中元會,如“大巴窯中心商店住戶聯合社中元會”、“大巴窯七巷市場商店住戶聯合社中元會”、“武吉八督第二中心大眾中元會”等等。這些分布在各個新鎮社區、數量眾多的不同類型中元會,把“慶贊中元”活動擴展到新加坡的各個角度,并形成全島性的活動規模。

  值得提出的是,這些新鎮社區中元會的會員,不僅有新社區的居民,還包括了這些會員在原來村落、鄉鎮等的親朋好友等。如上節表1中所列的義順新鎮的22個中元會中,“天公壇中元會”、“合春格中元會”、“興利芭春葉園中元會”、“南風善堂中元會”等,就是由殖民地時代該地華人村落、廟宇等的村民與信眾組織的中元會。由此可見,新鎮社區中元會在凝聚新居民的社區認同的同時,也是維系新老社區人群關系的一條重要紐帶。

 。4)行業、工廠與商場中元會

  一般說來,在農歷七月期間新加坡各個行業公會、工廠和商場都會進行“中元普渡”活動。在當代新加坡數量眾多的中元會中,與商貿活動相關組織的中元會占有相當的比重。如上表義順新鎮在1987年統計的22個中元會中,除原村落、廟宇、新鎮組屋區居民組織的中元會外,其余就是小販中心、工業區等組織的中元會。如“義順鎮商販吧剎熟食中心聯合中元會”、“義順A工業區聯合中元會”等。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有些中元會如“星馬歌臺藝人中元會”、“新加坡雞鴨商公會”、“森林商業中心中元會”、“大巴窯八巷多層工廠聯合中元會”等,因其規模盛大或富有特色而幾乎每年都會新加坡的華文報章有關“中元節專題”的報道中。

  除了上述商家,筆者的田野調查顯示,一些政府部門,如移民廳、警察局和政府公共交通系統的地鐵站和巴士總站也舉辦中元祭拜與慶贊活動。2006年8月筆者在新加坡參加了一個由退休警察組織的“福建幫中元會”祭拜儀式。該中元會的成員當年均參與打擊福建幫私會黨,故中元會以“福建幫”為名!案=◣椭性獣睆1996年開始,在每年農歷七月十七借用韭菜芭城隍廟場地舉辦中元祭拜及活動。

  3、中元會的組織與運作

 。1)、中元會的組織原則與規模

  中元會的會員構成與一般傳統華人宗鄉社團的組織原則有所不同。

  其一,傳統華人宗鄉社團如會館、宗親會等,其成員都有祖籍、姓氏等的限制。而中元會的會員則基本沒有社群邊界。即使是會館組織的中元會,雖然其會員基本上屬于該社團,亦允許和歡迎非社團成員者加入。

  其二、中元會的會員是以“份”為單位。所謂“份”是一個非常寬松的概念!耙环荨奔纯梢允且粋個人,也可以是一個家庭,亦可以是一個商號或店號。不過,以個人構成“一份”的情況較為少見,在大多數情況下,多以一個家庭或一個商號、店號為“一份”。

  中元會的規模取決于以“份”為單位的會員的數量。根據筆者2006年的田野調查,一些中元會如“宏茂橋10道577聯合中元會”擁有380份會員;“義順福發宮中元會”有會員138份、“大巴窯中心商店住戶聯合社中元會”會員124份;“淡賓尼聯合宮中元會”有會員250份;“韭菜巴城隍廟年年興旺中元會”則有會員500份。一般說來,中元會的開放性使其具有擴大規模的空間,如“韭菜巴城隍廟年年興旺中元會”2016年會員增至575份。但有些中元會因經濟問題而被迫解散或減少會員規模。如“哥羅福美芝路小販中心聯誼社中元會”。當1972年該中元會成立時,有會員150多份,但后因各種經濟社會等原因會員逐漸減少,到2006年僅剩90份。亦有一些中元會因成員之間的關系,有意限制中元會的發展規模。例如“宏茂橋10道577聯合中元會”從1985年成立至1996年,一直堅守380份會員的規模。這顯示作為最接近民間的中元會具有很強的凝聚力。

 。2)、中元會的構成與會員來源

  中元會的會員來源,一般說來與中元會的分類密切相關。例如,廟宇中元會的會員一般是廟宇周邊的信眾。傳統宗鄉會館中元會的會員基本上是該社團的會員。新鎮社區中元會的會員大多來自該社區的住戶與商家。而行業、工廠與商場中元會的會員組成亦基本如此。

  然而,由于中元會所具有的民間性、社會性以及由此產生的非常靈活、多元包容及開放性的組織特色,使之很容易在社會變遷的環境中調整其會員結構。以新加坡南安會館組織的中元會為例。該中元會在2002年以前的會員僅限于祖籍為福建南安的會館成員。2002年后,適應社會發展與傳統宗鄉社團轉型的需要,南安會館以所在區域“水廊頭”和會館及南安社群所屬的“鳳山寺”名義,將原來“南安會館中元會”改名為“水廊頭鳳山寺中元會”,其會員也由會館成員擴展到水廊頭一帶的居民和商家。根據南安會館提供給筆者的資料,到2006年,該中元會共有會員85份,其中非南安會館或祖籍南安的住戶或店家會員大約占了三分之一。由此觀之,當代新加坡中元會的開放性使其能夠成為維系與重組華人社會的紐帶,這也是新加坡中元節活動能夠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元會會員的基本義務是繳納會費。綜合新加坡《聯合早報》、《新明日報》等當地報刊的報道與筆者的訪談資料,每個中元會繳納的會費并不盡相同。一般說來在數十元至一百多元之間。例如,“水廊頭鳳山寺中元會”每份會費是96元、“美芝路小販中心聯誼社中元會”每份會費是120元、“淡賓尼聯合宮中元會”的會費是60元等、“義順福發宮中元會”的會費是27元、“韭菜吧城隍廟中元會”的會費是100元。在會員的權利方面,主要就是在農歷七月期間參與中元祭拜,領取“福物”、以及出席中元晚宴。

 。3)、中元會的組成

  筆者在新加坡中元節進行田野研究中,除參與觀察與訪談外,也收集各類相關的文字記錄,其中包括各中元會發放的請柬。由中元會制作的請柬,即作為領取“福物”的憑證發給會員,同時也發給非會員以邀請他們參與“中元晚宴”與“標福物”。在這些請柬上,除寫有“慶贊中元”的活動時間、地點等信息外,也包括有該中元會機構設置與組織成員的完整名錄,因而是研究中元會組織形態重要資料。

  根據筆者收集到的請柬,新加坡中元會機構主要由爐主、頭家與理事會兩部分所組成。

  由爐主、頭家籌辦與主持“慶贊中元”活動,是移民時代新加坡中元節的傳統。不過,在當代新加坡,中元會中的爐主、頭家的實際作用并沒有移民時代那么大。有關中元會的爐主與頭家的產生,基本沿襲移民時代的做法,在神明面前經由擲杯等宗教儀式而決定。參與擲杯競爭爐主與頭家者,并不局限于會員,任何人均可參與。在人數的設置上,從請柬提供的名單看,一般是正爐主一人、副爐主一至二人。頭家人數則不限,從數人到數十人不等。有些中元會的頭家人數達數十人之多。此外,爐主與頭家,既可以是個人、亦可以是店號和商家。有些中元會要求爐主與頭家所付會費高于一般會員,例如,在2006年,“哥羅福美芝路小販中心聯誼社中元會”爐主需交320元,頭家170元。而一般會員的會費則是120元!按蟀透G住戶商店中元會”,其爐主500元、副爐主300元、頭家200元,會員則僅需120元。亦有一些中元會的頭家與爐主不需繳納額外會費,如“韭菜芭城隍廟年年興旺中元會”。

  由于爐主與頭家是經由擲杯儀式、即尊神明的旨意而產生,所以在整個中元會的組成機構中,爐主與頭家的角色更多是象征性的。他們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傳承香爐、“慶贊中元”紅布條和兩對寫著“發財”的紅燈籠。每個中元會都有一大一小兩個香爐,在“慶贊中元”期間,一個大香爐放在主壇,另一個小香爐放在主壇正對面設置的祭壇。當活動結束時,這些香爐及相關的物品就會被經過擲杯確定的來年的正、副爐主請回家張掛,待明年中元會舉辦慶贊活動時再拿到祭壇祭拜。因此,香爐及其相關的紅布條和紅燈籠是中元會存在的象征,也是凝聚中元會會員的紐帶。只要香爐存在,并透過爐主、頭家的傳承,中元節與“慶贊中元”活動就會在新加坡年復一年地舉辦。

  在當代新加坡,實際主持與籌辦“慶贊中元”活動的是理事會。根據筆者收集到的中元會請柬和對一些中元會理事會成員所做的訪談,理事會基本仿照傳統華人宗鄉社團的機構設置。大部分中元會的理事會由理事與核心成員兩部分組成。參與中元會的理事多為自愿者,理事會的核心成員則須經由選舉而決定。中元會核心機構通常設置設正、副主席、正、副總務、正、副財政、文書、查賬等職位。有些中元會完全按照會館董事部的規模設置組織機構。如“大巴窯昭應祠中元會”與新加坡海南會館基本是同一批會員。該中元會由兩位法律顧問、正副主席、正副秘書、正副財政、正副查賬、正副交際、正副文教、正副康樂、以及五位理事共計21人組成核心機構。當代新加坡中元會組織機構與宗鄉社團相似的機構設置,顯示兩類華人民間社團組織在某種意義上的同質性。事實上,中元會理事會的核心成員中有相當部分也同時也會館、宗親會等社團的董監事會主席、總務等核心成員。不過,筆者在田野調查中,亦可見僅有理事的中元會。例如1996年“興利芭春葉園聯合慶祝中元會”的請柬上,除財政與文書兩位外,其余28位成員均為理事。另有2006年“淡濱尼聯合宮中元會”請柬上的機構名錄,除有正爐主一位、副爐主兩位,頭家八位外、其余則為三十六位理事。

  除了爐主、頭家和理事會,一些中元會還設立榮譽與贊助機構。例如“武吉巴督第二中心大眾中元會”的請柬,可見包括十三位商家和十三位個人在內的“名譽贊助”。此外,“應和會館雙龍山五屬義祠中元會”除爐主、頭家與理事會外,還設置了來自由會館屬下的嘉應五屬公會、嘉僑同鄉會、梅蕉平同鄉會、南洋五華同鄉總會等的“名譽爐主”。

 。4)、中元會的運作

  作為全新加坡“慶贊中元”的組織機構,中元會的基本工作就是籌備與安排整個中元節的所有活動。主要工作有如下幾項:

  其一,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舉辦“慶贊中元”活動的“準證”,了解政府有關中元節活動的一些條例及其他一些事宜。在這期間,一些國會議員和社區基層領袖也會與中元會的代表見面吃飯,討論與溝通涉及中元活動的一些政府規章、中元會的慈善捐款、以及邀請國會議員作為中元會活動的嘉賓等問題。

  其二、為即將開始的慶贊活動進行各項準備工作。這包括尋找活動的場地、聯系搭棚的商家、選定與邀請主持普渡儀式的道士或和尚、中元歌臺的臺主、藝人、中元標福物的“喊標人”、準備會員和晚宴上標福的各類“福物”等項內容。

  其三、確定“慶贊中元”的活動時間。新加坡中元節是一個無統一組織的全島性活動。這就使每個中元會決定“慶贊”活動時間成為一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一方面,全新加坡的中元會數量眾多,“慶贊中元”從華南原鄉、歷經移民時代的傳承與演化,已經成為當今新加坡華人社會一項傳統節慶與宗教習俗;另一方面,由于華人對一些日子的偏好并將這些日子賦予象征意義,如農歷“初一”、“十八”、“十九”等,這也給中元會活動時間的安排造成困難。此外,新加坡是個工作、生活節奏快速的商業社會,中元會在時間的選擇上要盡量避開繁忙的工作時段,才能保證參與者有時間參與活動。上述各種因素都給中元會確定慶贊活動的日子帶來諸多挑戰,以致許多新加坡華人在農歷七月期間常常必須同時奔走于數個中元會參與活動。盡管如此,各中元會還是會根據會員的要求想方設法盡量安排好時間。尤其在新鎮社區的中元會,透過社區基層組織的參與協調,還是能盡量錯開各中元會的慶贊時間,讓一年一度的中元節為新老朋友聚會提供舞臺。

 。5)、中元會的經費來源

  在移民時代,新加坡的“中元普渡”活動一般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尤其是鄉村由廟宇籌辦的中元節活動,主要經由爐主、頭家等到各處募捐及他們自己的捐款。此外,在鄉村地帶“中元普渡”使用的祭品,通常是信眾自己拿來祭拜后再拿回去,所以組織者的花費通常也不會很大。不過在城區華人舉辦的“中元普渡”則“常至耗費千金”,有時報章還以作為祭品的豬只數目來形容中元節的活動規模。

  當代新加坡的中元節不論是參與人員數量、活動內容及慶贊規模等方面,都遠超過移民時代!堵摵显鐖蟆返热A文報刊的報道顯示,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新加坡各類中元會相繼建立、尤其是九十時代以來“標福物”、“歌臺”等被各中元會普遍接受后,新加坡中元節活動的花費迅速增加。雖然因受制于經濟等因素的影響,每年中元節規模的費用多有增減,綜合各種數據,顯示各個中元會運作的經費多在數萬與數十萬元之間。以2006年筆者的田野資料為例:“韮菜芭城隍廟年年興旺中元會”的活動費用大約是30萬新元、“大芭窯住戶商店中元會”的費用是6萬新元。南安會館“水廊頭鳳山寺中元會”的慶贊費用在3萬新元左右。而“美芝路小販中心中元會”的費用則約為2.8萬新元。

  當代新加坡中元節活動經費,主要來自“標福物”。大多數中元會一般不在銀行設立戶頭。其經費的管理與使用辦法,并沒有依賴現代銀行系統。具體的做法是,每年參與競標“福物”成功者,在中元晚宴結束后把所標得的“福物”帶回家。待來年中元節舉辦之前,再把去年競標“福物”的金額交給所屬的中元會。中元會的理事用這些錢來籌辦當年的中元節活動。

  基于經費來源的上述特點,中元會主要與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主持與管理經由“標福物”而完成的經費籌措,并經由理事會決定每年慶贊活動舉辦的相關內容,如“中元晚宴”的桌數,歌臺或酬神戲的價格、待標“福物”的類別與數量等。而直接的經手人是中元會的“財政”。筆者在實地考察中,曾詢問中元會的理事,如果競標者來年不付所競得之金額,那又該如何處理?得到的回答大多是:這類情況發生的幾率不太多。因這些金錢是給“好兄弟”的。如果一個人連“好兄弟”都敢欺騙,他還有什么資格在這個社會立足?不過,筆者從報刊的新聞報道中,還是見到有關競標“福物”者在來年不付款而遭法律制裁的案例。只是從中元會整體財務運作的狀況看,這類的“賴賬”僅是個案,并不多見。這顯示,作為非常民間化、且有廣泛社會參與的中元節,其活動經費的來源與管理,自有一套由以孤魂崇拜的“好兄弟”宗教形態規范的運作方式與游戲規則。

  總之,中元會具有的廣泛社會基礎,是維系各類人群的紐帶。它的開放性、包容性及靈活性,使之能夠適應社會環境的改變,因而充滿活力與生命力。

  三、“慶贊中元”的方式與內容

  根據新加坡華文報刊的報道,至少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移民時代的“中元普渡”已被“慶贊中元”所取代。當代新加坡中元節從農歷七月初一午夜開始至七月三十一結束,整整持續一個月。至于各中元會安排的活動時間,則不盡相同。有些中元會僅舉行祭拜儀式與中元晚宴,有些中元會除祭拜外,還安排“中元晚宴”、“標福物”與“歌臺”等。一般說來,多數中元會安排活動大多持續一至兩天,但亦有舉辦三至五天的活動。通常工廠、大型商場舉辦的中元節活動時間較短。而廟宇和居民組屋區舉辦的中元節活動則時間較長。例如“韮菜芭城隍廟年年興旺中元會”在2016年舉辦的“慶贊中元”活動持續了五天。不過,不論“慶贊中元”活動時間長短,各中元會活動的基本內容均主要由“中元祭拜”與“慶贊活動”兩部分所組成。

  1、“中元祭拜”

  在當代新加坡,華人稱中元節祭拜的孤魂野鬼為“好兄弟”。每到農歷七月,在新加坡通?梢钥吹絻深悓Α昂眯值堋钡募腊。一類是家庭的祭拜,另一類是中元會主辦的祭拜。筆者在多年的田野研究中,對新加坡華人尤其是民間社會各階層對“好兄弟”祭拜的高度重視印象深刻。

  華人家庭在農歷七月中元節期間祭拜“好兄弟”,通常是在傍晚時分。此時許許多多的華人會在自家居住的組屋樓下插上香和焚燒金銀紙,以祭拜“好兄弟”和祖先。由于參與祭拜所燒的冥紙太多,不僅造成煙灰污染環境及損害周邊草坪等問題,也引起別的種族和一些拒斥傳統民俗的華人的不滿。為此新加坡政府不得不頒布規定,限制、甚至改變華人的祭拜方式。更有一些華人和宗教社團在報刊發表意見,呼吁華人為了環保問題放棄在七月中元節期間焚香和金銀紙的傳統做法。

  由中元會主辦的“中元祭拜”比家庭的祭拜儀式復雜得多。在祭拜前的主要工作是“設壇”,即“搭建普渡棚”。一般說來,新加坡中元節的普渡棚主要是設在組屋區、工廠、廟宇、會館、大型商場等前面的大操場、停車場等空地上。在整個中元節期間,新加坡全島的各處可見華人設立的中元祭壇和點燃的各種大小不一的香燭。

  新加坡中元祭壇的設置形態,并無統一的規劃或方式,基本上是由各中元會根據所請主持祭拜儀式的道士或和尚的意見而決定。根據筆者的調查,大多數中元會特別是那些成立年代較久的中元會,其所請的道士或和尚以及祭壇的設置等通常已經較為固定和制度化。盡管如此,作為一個已經成為新加坡華人傳統宗教節慶習俗的中元節,歷經歷史的延續和積淀,還是可以看出新加坡各中元會在中元祭壇的設置形態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的特性。

  首先是關于“普渡棚”的整體布局。絕大多數新加坡中元會所搭建的“普渡棚”基本由兩大部分所組成。一個部分是“祭壇”。另一個部分是在“祭壇”正對面、中間隔一條通道的“普渡壇”。

  其二、“祭壇”并非單個,而是一個“群”。最基本的“祭壇群”至少由兩個“壇”組成。一個是“主壇”。主壇上供奉的神明很復雜。如果是廟宇中元會,主壇正中供奉的是該廟的主神,其后是各類民間宗教神明作為配神。再后面是一面紅絨布,上面繡著中國傳統的“福祿壽”。除了上述神明,主壇上還供奉著各類祭品。大多數的中元會在主壇上供奉的是大伯公—新馬華人的土地公。

  另一個“大士爺”壇!按笫繝敗庇直环Q為“普渡公”,其面貌兇狠丑惡,長舌下垂,大肚,頭頂立有一座小的觀音紙像!按笫俊鄙駢窃诜鸾獭胺叛婵凇眱x式中常見的。焰口是佛教中惡鬼道鬼王的名字,因他口吐火焰,故意譯為“焰口”;又可理解為臉上冒火,故亦意譯作“面燃”。也稱為“面燃大士”。不過,在新加坡中元節祭壇中的“大士爺”,與佛教的“焰口”并沒有必然聯系。華人民間傳說大士爺是鬼王,統轄陰間眾鬼。中元節時觀音會化身為鬼王,管制出來陽間的“好兄弟”。所以一般在大士爺的頭上都有一個小小的觀音像。在“大士爺”壇的前面,通常供奉著一座紙扎的彩繪大士神像,其后則設有“孤魂棚”。棚內擺放著拖鞋、毛巾、臉盆、浴室、鍋碗瓢盆、廁所等供“好兄弟”使用的生活用品。

  “普渡壇”上擺放著一個插上香的香爐和各種祭品。其后面是插上“慶贊中元”小旗的“福物”,主要有大米、餅干、面、實用油等用品。當“普渡儀式”結束后,這些“福物”將被交納了會費的會員們領回。在“福物”后面或旁邊,還設置了供“好兄弟”宴飲的酒席,通常是一至三桌。

  除了上述基本的布局外,一些中元會設置了更多的祭壇。2006年筆者在新加坡中元節的田野考察中,見到“武吉巴督第二中心大眾中元會”的祭壇有三個。中間是主壇,供奉“大伯公”,壇的后方是“福祿壽”紅布簾。右壇供奉地藏王等佛教神明。左壇則包括紙扎的“大士爺”及其后面的“孤魂棚”!熬虏税统勤驈R年年興旺中元會”則在“祭壇”部分設置了五個壇:

  當“祭壇”設好后,祭拜儀式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是舉行“普渡”儀式!捌斩蓛x式”一般在中午12點或下午1點準時舉行,整個儀式大約持續近一個小時。雖然一般說來,在新加坡的佛教、道教與民間宗教均在農歷七月期間舉辦中元祭典,但據筆者所見,以道士來主持的中元“普渡”儀式還是占了絕大多數。即便是那些供奉“地藏王”等具有佛教色彩的“祭壇”,如“武吉巴督第二中心大眾中元會”,亦是由法師主持儀式。

  “普渡”儀式最后以“搶孤”結束。緊接著中元會的會員開始陸續到祭拜場地領取“福物”。此時,有些中元會理事們把紙扎的“大士爺”抬到一個鐵制大筐中焚化,象征“普渡”儀式結束。有些中元會則在整個活動結束后才焚燒“大士爺”。當“普渡”祭祀儀式結束后,所設的祭壇則繼續留在現場,讓信眾隨時前來上香祭拜,直到“慶贊中元”活動全部結束。

  綜上所述,不論是家庭還是中元會舉辦的“中元祭拜”,都是構成新加坡“慶贊中元”的核心與重要的組成部分!爸性腊荨眰鞒信c承載了中國傳統中元節核心的孤魂崇拜與祖先崇拜之宗教意涵。而中元祭壇的多元布局以及主持祭拜儀式者的宗教取向,亦顯示出新加坡華人民間宗教佛道雜糅的形態與特征。

  2、慶贊活動

  如果說“中元祭拜”是新加坡“慶贊中元”中延續中國傳統中元節中濃厚肅穆的宗教儀式與意涵的主要體現、故主持者與參與者均為道士、法師及中元會的爐主、頭家、會長、理事長等,那么中元節的慶贊內容則是宗教化與世俗化的糅合,且伴隨新加坡社會變遷而呈現動態的演化趨勢。

  當代新加坡“慶贊中元”主要包括酬神戲或歌臺、標福物與中元晚宴等內容。一般說來,這三項活動是在“中元祭拜”儀式結束、會員領取了“福物”后才開始。不過,如果中元會是以地方戲曲、掌中班或木偶戲以酬神,酬神戲通常是與“中元祭拜”同時進行,并延續至整個慶贊活動結束。

 。1)酬神戲與中元歌臺

  在慶祝神誕時上演酬神戲,是中國民間宗教活動的基本內容之一。伴隨閩粵移民的南來,這一傳統也傳承到新加坡。在移民時代的新加坡,每年的農歷七月中元節期間,不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熱鬧上演潮州戲、福建戲、以及掌中班、木偶戲等以酬神!哆穲蟆、《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等華文報章對此具有詳盡的報道。由于時代變遷,特別是1965年新加坡建國后華文教育的衰弱與社會變遷、華人社會尤其是宗鄉社群的被邊緣化等,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年輕一代淡化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被稱之為“街戲”的傳統地方戲劇因觀眾群的不斷縮小而逐漸退出舞臺。此種情形也制約了中元會的酬神戲形態與內容,其結果是“中元歌臺”取代酬神戲,成為“慶贊中元”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

  所謂“歌臺”,又稱“流動舞臺”,最初出現于1942年新加坡日據時期。但直至上世紀五十年代才有“歌臺”這一稱號,并在六十年代達到一個發展高峰。不過受制于建國后新加坡社會變遷諸因素,“歌臺”在七十年代逐漸沒落,最終向酬神戲“七月中元歌臺”方向轉變。筆者的田野調查顯示,至少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元歌臺已經出現在中元節的慶贊活動中。到了八、九十年代,則基本取代傳統的酬神戲,成為“慶贊中元”的基本活動內容之一。

  “中元歌臺”逐漸取代傳統的酬神戲,既有深刻的社會變遷之原因,亦因其在表演內容與運作方式等方面的調整,使之能適應新時期華人社會“慶贊中元”的需求。

  首先是“歌臺”表演內容較傳統酬神戲多樣化。眾所周知,傳統的酬神戲多為地方方言戲曲,其內容較為單一。歌臺與之相比則豐富得多。歌臺的表演內容,即可有傳統地方戲曲,更多唱的是福建歌,也有一些廣東歌曲和英文歌。隨著新世紀以來中國新移民的增多,中文歌也成為主要節目內容之一。其他則有雅俗共賞的脫口秀、有雜耍搞笑表演等等。由于中元歌臺表演方式的靈活與多樣,使之容易應對社會環境的改變而做出調整。

  另一方面,“中元歌臺”的包容與開放,也使此表演形態更具藝術魅力,從而更能為今天新加坡華人社會各階層百姓所接受。在1995年以前,新加坡政府為了保護本地藝人,規定非新加坡人不得在歌臺演出。1995年新加坡腎臟基金為了擴大其籌款范圍,首次邀請香港藝人譚炳文、李香琴來新參與中元歌臺的大型籌款活動。自此以后,中港臺和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地的藝人進入了新加坡的中元歌臺。這不僅使“中元歌臺”聚合了中港臺、東南亞區域乃至世界各地的華文民間表演藝術形式,且在大中華以外提供了一個世界華人文藝表演與交流的民間舞臺,亦使“中元歌臺”在“酬神”之外,也增添了籌款與公益的社會功能。

  “中元歌臺”的出現,即是新加坡建國后社會變遷的產物,其自身也隨著時空的演化而不斷改變。

  經濟是制約“中元歌臺”生存與發展狀況的一個最重要與直接的因素。根據報章記者采訪的資料,從20世紀60-70年代至90年代,新加坡的中元歌臺的臺數從數十臺發展到數百乃至千臺以上。而在價格方面,則從一臺數百元發展到數千元。從2006年開始,萬元歌臺也開始頻頻出現在當地報章有關中元節地專題報道中。制約中元歌臺生存與發展的直接因素是新加坡的經濟。因為歌臺的經費來自于“標福物”。如果經濟狀況不好,“福物”自然就“標”不到好價錢,中元會也就沒有足夠的經費聘請歌臺。1997年東南亞的金融危機,曾經嚴重影響新加坡中元歌臺的臺數與價格。2007年新加坡經濟好轉,中元歌臺又轉趨活躍。不僅“萬元歌臺”增多,各地藝人也競相在新加坡的中元歌臺登場。鑒于“中元歌臺”受經濟因素的制約程度,以致被認為是“新加坡經濟景氣的指標”。由于“中元歌臺”與經濟景氣與否直接掛鉤,一些中元會因無法支付場地、歌臺等的費用而被迫取消歌臺表演或轉而選擇費用不高的酬神戲,從而給傳統酬神戲在當代華人社會留下一些生存空間。

  社會因素亦制約“中元歌臺”的生存發展的空間與形態。進入二十一世紀尤其是近十多年來,伴隨新加坡社會變遷與華人文化發展,中元節已呈現兩個顯著的變化:

  首先是“中元歌臺”內容的改革。

  一般認為,歌臺是通俗的、草根的甚至有些粗俗。但近些年來,隨著社會要求改變“中元歌臺”內容的呼聲不斷出現,許多歌臺臺主都在探索如何對歌臺內容進行改革,使之能適應時代需求。以新加坡“麗星娛樂”制作執行總監陳志偉為例。他從事歌臺工作已十數年,是新加坡歌臺臺主中名氣較大且較為年輕的一位。在他對“中元歌臺”改革的探索中,一方面要減低歌臺宗教色彩,使歌臺不再僅僅是與祭鬼拜神相關的舞臺。另一方面,則使歌臺與社區活動結合,增添藝術色彩(走入藝術殿堂),使之更加年輕化和藝術化。2014年,陳志偉的歌臺在當年烏節路妝藝大游行上首次華麗登場。他認為,這次參與國家級的藝術表演之壯舉,對“中元歌臺”在未來的發展是好的開始。

  另一重要變化,是“中元歌臺”的表演地點逐漸從組屋區、商業區向工業區的轉移。

  “中元歌臺”在工業區逐漸興旺,是近些年來新加坡“慶贊中元”活動出現的一個新現象。該現象出現有很多原因,例如組屋區華族年輕一代對傳統節慶興趣淡化,導致中元會逐漸老化與青黃不接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新興工業區人潮聚集,工業區的公司企業和商家期待透過“慶贊中元”與歌臺凝聚員工,促進公司發展。2014年中元節期間,位于福德二道的明輝父子公司除了舉行祭拜“好兄弟”,還花費上萬新元為公司員工舉辦“中元歌臺”。由于工業區的員工來自華族、印度、馬來等各種族,“中元歌臺”由此正在成為一個多元種族同歡共樂的舞臺。

  總括以上所述,當代新加坡中元節呈現多元的“酬神方式”:其一、較有經濟實力的中元會,聘請價格數千乃至萬元歌臺以“慶贊中元”。其二、經濟實力一般或會員對地方戲有特殊感情的中元會,以傳統酬神戲“酬神”。其三、受制于經濟等其他因素的中元會,取消各類“酬神”內容。此外,鑒于“中元歌臺”相比于酬神戲所具有的世俗性特征,有助于非華族的參與觀賞與促進不同種族間的文化了解、以及“中元歌臺”對于新加坡與海外華人民間文藝發展的正面意義等,這些都是當代新加坡“中元歌臺”如此興盛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2)“中元晚宴”與“標福物”

  如果說“酬神”活動在新加坡“慶贊中元”中帶有一定的隨意性,那么“中元晚宴”與“標福物”則是必不可少的內容。對新加坡絕大多數中元會來說,中元晚宴與“標福物”是同時進行的,有些中元會甚至稱此活動為“中元標福晚宴”!爸性獦烁M硌纭蓖ǔ0才旁趹c贊活動的最后一夜舉辦。如果慶贊活動僅一天,那么在當天中午12時或午后1時的“普渡好兄弟”儀式之后,傍晚隨即舉辦“中元標福晚宴”。晚宴通常在午夜前結束,至此,也宣告當年該中元會舉辦的“慶贊”活動結束。

  “中元標福晚宴”即是“慶贊中元”的重頭戲,亦是具新加坡特色中元節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

  其一、“中元晚宴”

  大多數中元會的中元晚宴與白天舉行中元普渡儀式同于一處。通常當中元會在午后舉行的祭拜儀式結束、會員陸續來領取“福物”之后,中元宴席就在設有祭壇的普渡棚內擺開。近些年來,為了節約開支,一些沒有舉辦歌臺和傳統酬神戲的中元會將中元晚宴設在酒樓。而那些會所內設有禮堂的宗鄉社團,則會選擇在會館內舉辦中元晚宴。中元晚宴的規模,從十數桌到數十桌、乃至數百桌均有,“萬人宴”也常見諸報端。

  中元晚宴的一大特色,是為新加坡這個繁忙的商業都市提供一個讓人們相聚的社會舞臺。中元晚宴的參與者,除了中元會會員,還有會員的親朋好友、新老鄰居、同事、商場上的伙伴、朋友的朋友、社區基層領袖、國會議員等等。這些出席者涉及社會的政界、商界、企業界、以及來自新加坡全島四面八方各個不同階層的男女老少。

  中元會主辦的中元晚宴不僅有助于凝聚華人社會,還向馬來人與印度人開放,吸引非華族參與。根據《聯合早報》的報道,“多元種族慶中元”最早開始于1995年。這一年的中元節,“馬林百列大牌84小販中心興興社中元會”在中元晚宴中,設立了20席由馬來和興都廚師烹調的“特別宴”,招待回教徒和興都教徒。在晚宴上,中元會將所捐得的2000元款項交給馬來和印族兩宗教團體。此外,出席晚宴的異族同胞還可拿到中元會贈與的十元紅包。2006年報刊也報道了“新門廣場中元會為馬來同事準備回教餐”的新聞。筆者2006年在新加坡中元節的田野調查中,親身參與、觀察并記錄了義順福發宮、洛陽大伯公廟與相鄰的印度廟共同慶贊中元的情況。

  中元晚宴能夠對非華人的開放,一方面顯示華人對新加坡多元種族國家的認同,另一方面則是新加坡政府鼓勵的結果!胺N族和諧”是新加坡自建國以來的國策。特別是911事件以來,新加坡政府以各種方式鼓勵各種族和睦相處,避免發生種族沖突事件。包括中元會在內的一些傳統華人宗鄉社團響應政府的號召,展開活動以吸引非華人參加。在華人接受與開放的情況下,回教徒的國會議員透過對馬來人參與中元節的詮釋,鼓勵馬來人克服宗教認知上的障礙,參與華人的“慶贊中元晚宴”活動。

  “中元晚宴”的另一特色是它的慈善與社會公益的功能。在“慶贊中元”中進行慈善公益籌款,是當代規模較大、經濟實力較為雄厚的中元會很關注的一項內容,并正逐漸成為新加坡中元節活動內容的組成部分之一!皯c贊中元”與慈善與公益掛鉤始于1978年佛教福利組織“觀音救苦會”通過中元會籌募活動基金的行動!坝^音救苦會”是一個贈醫施藥、濟苦救貧的佛教公益團體。每年的開支達四十多萬元,其經費完全靠民間捐助。自1978年以后,該團體在每年農歷七月期間都到各種類型的中元會“標福物”與募捐,所籌集的款項已經成為該團體運作經費的主要來源之一。在這之后,很多教育、福利團體和慈善機構和社區福利基金會、華社自助理事會等,都在“慶贊中元”期間透過中元會進行籌款活動。根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在1996年中元節期間提供的統計資料。這一年有下述團體獲得較大筆的捐款:

  全國腎臟基金:700多個中元會參與籌款,獲100多萬元善款;

  廣惠肇留醫院:1987年開始通過中元晚宴籌款。1996年有900多個中元會參與籌款,獲48萬元善款;

  大眾醫院:1985年開始通過中元晚宴籌款。1996年有560多個中元會參與籌款,獲11萬元善款;

  德教太和觀:1996年中元晚宴56個中元會參與捐款,獲22萬元善款。

  中元會在晚宴上的慈善公益活動,主要經由三種方式進行。其一,慈善機構親自到中元晚宴上籌款。其二、慈善機構制作“福物”,透過中元晚宴的喊標而籌款,例如新加坡全國腎臟基金,在1996年的中元節期間,就獲得900多中元會為該基金會制作的“福物”喊“標”籌款。其三,中元會在晚宴的“標福物”過程中,直接將款項捐給社會公益團體或社區基層組織、學校、老人院等機構。

  其二、“標福物”

  在中元晚宴上,最具特色的活動內容就是“標福物”!皹烁N铩笔加诤螘r?。有一種觀點認為,“標福物”的出現可能與新加坡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私會黨的活動、以及他們籌集經費的方式有關。不過,此一說法還未得到相關史料的證實。

  所謂“福物”,指的是經由道士開光的商品或物品!案N铩迸c一般的商品與物品相比,經由道士開光的“福物”,物品被賦予“好兄弟”超自然的靈力,從而使價格與價值脫離,成為具有超越實用價值的“福物”。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筆者開始關注新加坡的中元節以來,可見“中元標!敝械摹案N铩毙螒B不斷伴隨時代發展與社會需求而不斷變化中。在九十年代中期至二十一世紀初,多以具有象征意義的物品如柑橘(象征“大吉”)、木炭(象征“烏金”)、發財米桶等。最近十多年來,許多中元會在所采購的物品中,除需具象征意義之外,也注重具有實用價值的各類商品。如洋酒、電視機、影碟機、自行車、各種日用品、以及彩票、購物卷等。此外,另還有將象征意義與使用價值相結合的“福物”。如發財米桶、旺旺彩燈、發財爐、發財米糕、烏金大伯公神龕、風水球等等

  “中元福物”的來源主要有三類。一類是中元會向制作“福物”的商家訂購;第二類是會員和參與晚宴者的捐贈,其中包括國會議員、基層組織等捐贈的錦旗、XO洋酒等“福物”;第三類是“普渡”儀式所用的物品和祭品,如香爐、大米、水果、發糕、蔬菜、三牲等,亦包括所設的孤魂棚內供給“好兄弟”使用的拖鞋、臉盆、毛巾、浴巾、衣服等各種生活用品等。

  “福物”的價值是透過“喊標”而實現的。在新加坡“中元喊標”已經成為一個特殊的職業。筆者在田野研究中訪問了一個具有近三十年經驗的“喊標人”馬先生。他告訴筆者,“喊標人”一般都有一份工作,僅在中元節期間兼職“喊標”!昂皹巳恕背酥袣庾懵曇艉炅、能夠帶動會場氣氛外,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兩個基本要點。一是必須用福建方言喊標;馬先生是廣府人,但他只有用福建話喊標,才可以將“福物”喊出高價。二是要運用福建方言的諧音喊出具有好預兆的內容,例如“168”即“一路發”等。

  作為新加坡中元節活動最重要的一個內容,正如上文所談,“中元標!钡闹苯庸δ茉谟诨I集經費,是各中元會進行“慶贊中元”和慈善公益籌款活動的直接經費來源。

  當“標!迸_上所有“福物”都被參與者所競標,中元晚宴也接近了尾聲。在一片“發啊”、“發啊”的歡呼聲中,晚宴的主持人、喊標人、慈善團體的籌款人、基層領袖、國會議員等與所有的來賓一起為當年中元節的圓滿結束、為來年的中元會、為新加坡的未來干杯!

  綜上所述,在新加坡這個相當西化的商業都市,盛大、持續一整個月的祭拜孤魂“好兄弟”與祖先的“中元祭拜”,顯示當代新加坡華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傳承。另一方面,透過滲透濃厚世俗化與社會化意涵的“慶贊中元”活動,新加坡的中元節也創造了“以歌臺取代酬神戲”、“標!、以及開放讓非華族參與、為社會進行慈善公益的中元晚宴等新方式與內容。這些中國原鄉與華人移民時代的“中元普渡”所沒有的內容、伴隨著年復一年地不間斷地進行的“慶贊中元”,已經逐漸成為新加坡中元節的新傳統。

  四、代結論:“創造傳統”與新加坡華人文化之建構

  在東南亞華人文化研究領域,“傳統”是經常被社會與學界提及的名詞。這是因為,基于移民史等原因,東南亞華人文化形態主要傳承自中國華南民間傳統文化。伴隨社會變遷與不同于中國的自然與人文情境,這些傳承自中國尤其是華人移民主要祖籍地的中華傳統文化亦歷經了一個在地化的發展過程,進而創造性地發展出具有華人社會特色的文化傳統。因而,如何理解“傳統”、以及華人文化如何歷經從祖籍地到在地社會的“傳統轉換”,就成為一個有助于了解與考察東南亞華人社會文化有價值的切入點。

  “傳統”的定義在《辭!分袨椤坝蓺v史沿傳而來的思想、道德、風俗、藝術、制度等”。英國人類學者ERIC HOBSBAWN在1983年提出“被創造的傳統”的理論探討。他認為:傳統的持續性很大程度是人為的,“它們是對新的情形的回應,這個回應是以舊的形式表現出來,或者是通過持續的形式來建立他們自己新的過去”。另一位華人人類學者陳志明總結前人對“傳統”的定義和理論探討,將“傳統”廣義地定位為“一種傳統的文化原則或者文化類型,特別是作為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實踐,它從過去傳承而來并浸透了文化意義和象征意義”。他將“傳統”概念的討論引入華人文化認同的研究領域,認為傳統的活動提供了人們一種文化的持續意義,以及一種具有文化認同的意義。在華人的情形中,傳統提供了一個華人文化認同或華人意識的表達。藉由上述對“傳統”的理解,本文試圖從“創造傳統”與“文化建構”的視角,來考察中國傳統文化在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華人社會的傳承與發展。

  本文所考察與討論的新加坡中元節,是近現代以來伴隨大批中國華南移民南來拓荒而傳播到新加坡的一個以孤魂與祖先為主要崇拜內容的中國傳統節慶,該節慶至少在距今一千多年的宋元時期已經遍布中國的大江南北。

  從中國的中元節到新加坡華人中元節,歷經一個傳承、演化與發展的歷史進程。制約這一轉變歷史進程的是從殖民地時代到本土社會新加坡社會變化與華人社會建構與演化的時空環境。

  移民時代的新加坡處于英殖民政府統治之下,華人移民社群整合與建構華人社會是當時的時代需求。在上述因素的制約下,移民時代的中元節,不再如中國傳統社會般由官府主持中元節“公普”祭祀。另一方面,適應移民時代華人社會的方言幫群結構,中元節走入華人移民社群與社區,透過年復一年的“中元普渡”,有助于促進華人移民社群之凝聚與整合。換言之,受制于移民時代新加坡的人文環境與不同于祖籍原鄉的社會需求,具有民間化與社群化特征與形態的新加坡中元節被從中國傳統中元節中“創造出來”,并成為具移民社會特色的新加坡中元節之新傳統。

  1965年新加坡獨立,歷史翻開新的一頁,華人也從移民轉變成為國家公民。面對建國后五十年來新加坡急劇的社會變遷,如何傳承與發展中華文化、如何維系與強化華人的文化與社群認同,是華人社會面對的新挑戰。在此時空背景下,傳承自華南原鄉與移民時代的中元節再一次扮演重要角色,以傳統節慶的“舊形式”創造性地發展出“新的過去”:

  中元會的出現,適應了建國后新加坡社會變遷中社會重組與加強社會凝聚力的需要。從社團分類看,中元會已經成為當代新加坡聚合人群、凝聚社會認同的基層的民間組織。一方面,從廟宇、會館到新鎮社區與工業區的“中元會”,顯示中元節已經成為維系過去與現在的重要紐帶;另一方面,就地域分布而言,廣泛分布于新加坡城市中心的商業區和郊區新鎮的組屋居民區、工業區等的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中元會就像一條紐帶,透過所主辦“慶贊中元”活動,把分布在全新加坡各地、認同中華傳統文化的各個階層的百萬華人聚合起來。

  就中元會的組織形態而言,以“份”為單位的中元會會員構成方式,表明新加坡中元節創造了“公普”中有“私普”、“私普”與“公普”相結合的新形態。特別是會員中以家庭為單位的“份”,表明當代新加坡華人對傳統親屬關系的重視。而中元會機構設置上與華人傳統宗鄉社團的淵源關系,對當代華人社會更有著重要的社會意義。新加坡建國后,移民時代建立的具有社群邊界的宗鄉社團逐漸被邊緣化,中元會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與傳統宗鄉社團有互補作用。一方面,由于絕大部分中元會因沒有社群邊界而可以向全社會開放。另一方面,中元會所承載的中華傳統文化傳承,有助于在當代新加坡的現實環境下扮演喚起華人的中華文化認同與華人社會凝聚的重要角色。

  面對新加坡的社會變遷,傳統中元節在“慶贊”方式與內容也做出調整,從而創造出適應當下時代的中元節新形態與新內容。例如酬神戲被中元歌臺取代,是因應新加坡建國后的語言教育政策、華人年輕一代的價值取向、傳統地方戲劇的衰弱等狀況。而馬來等非華族參與中元節活動、在“慶贊中元”中加入社會慈善與公益內容,則顯示了華人對新加坡的國家與社會認同,以及在新加坡的現實環境下,以關愛社會來淡化華族節慶的宗教色彩,以獲取社會主流尤其是華人年輕一代對中元節的了解與認同。換言之,中元節在社會功能方面努力適應新加坡多元種族多元宗教文化的國情與社會現實,在堅持中元節慶中對孤魂崇拜與祖先崇拜的文化傳承中,也增加了關愛社會與弱勢群體、種族和諧等新內容,從而賦予這一文化傳統在當代新加坡社會的價值與意義。

  綜上所述,當代新加坡的中元節,是在承繼了華南原鄉與移民時代的“中元普渡”傳統而形成。在這一歷史演化進程中,浸透了中國傳統文化意義與“制度化社會實踐”的中元節,不僅承載了新加坡華人對祖籍地的歷史記憶與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透過對孤魂“好兄弟”與祖先崇拜的重視與祭拜,亦表明當代新加坡中元節與中國傳統中元節一脈相承。與此同時,歷經新加坡的歷史發展與時代變遷,當代新加坡中元節在堅持中國傳統中元節孤魂崇拜的宗教意涵的同時,在“慶贊中元”的內容上已創造與新加坡國情與變遷相適應的形態,客觀上促進中元節的演化與發展,也使蘊含了豐富歷史社會文化內容的中元節成為新加坡華人節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充分說明,作為“制度化的社會實踐”的“傳統”之所以具有“持續化”之特征,是因為其能夠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不斷“被創造”地演進而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加坡中元節為研究“作為持續性的文化原則和制度化實踐或文化傳承”的“傳統”所具有的華人社會文化之建構的意義,提供了一個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研究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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