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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搜集整理、翻譯中國民間文學的學術史和方法論

來源:《文化遺產》2019年第2期       發布時間:2019/7/2 15:13:32

  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翻譯是民間文學研究的一項基礎工作。中國著名的“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就是這類工作的典型代表。但一直以來,中國民間文學研究對外國(尤其是歐美)學者赴華進行搜集整理工作的學術史并不重視,較早的有如洪長泰、黃鳴奮、李福清(БорисЛьвовичРифтин,1932-2012)等人的局部梳理;近來有張志娟、盧夢雅等在這一領域有重要掘進。西方學者中,美國學者十分重視到中國進行實地的搜集、整理工作,從19世紀末至今,美國學人對中國民間文學的研究構成了一幅豐富多彩的學術圖景。

  美國學術界歷來有國際區域研究的傳統,中國是一個經久不衰的研究熱點。綜觀19世紀末以來從事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的美國學者,大致可分為傳教士、普通學人、民俗學專業學者三類。以1949年為界,傳教士和學人的搜集整理活動主要集中在前半葉,到20世紀后半葉專業民俗學學者的研究大放異彩。

  美國學者對中國民間文學搜集、整理主要集中于兩個領域,一個是對民間文獻的搜集、整理,另一個則是對口頭傳統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前者比如博物學家約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1884-1962)于1920-1930年代在云南對納西族東巴經籍文獻的搜集、整理以及后期的翻譯、研究。后者比如安東尼·沃克(Anthony Walker)對云南拉祜族口頭史詩《牡帕密帕》的搜集、整理,以及完全來自拉祜語的翻譯。這些工作都是基于美國學者到中國進行的實地調查的結果,而從早期的“搜集”到后期民族志意義的“田野調查”,是其方法論嬗變的主要特點。

  一、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民間文學調查(1888-1948)

  19世紀末,隨著西方列強在中國利益的日益深化,許多美國人來到中國工作、生活,美國宗教組織也紛紛在華建立宗教機構、舉辦現代教育。這些教會人士多出于傳教的目的而熱衷于了解中國的民俗文化,尤其是民間文學。

  美國傳教士對中國民間文學的關注,大多是其宗教和社會活動的副產品。許多傳教士身涉當時中國政治、教育、文化、宗教、外交、衛生諸多事務,而他們對民間文學的關注僅僅是認識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手段,不宜過分夸大。這其中基督教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是典型代表。明恩溥1872年來華,先后在天津、山東、北京等地生活。他在中國生活了54年,推動了美國政府退還半數“庚子賠款”。明恩溥的《漢語諺語俗語集——兼及旁涉相關與無關事象,又及對中國人的觀察》1888年出版。這部搜集整理文集雖然在上海美華書館出版,但在美國影響很大,時至今日仍然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重要著作。這部書1902年、1914年在上海美華兩度再版,1965年又由紐約的Dover PublicationsIns,Inc.再版,2010年由田納西州孟菲斯的General Books LLC再版。從19世紀到21世紀四度再版,可見其在英語世界的影響力之巨。

  明恩溥搜集這些民間素材,主要是服務于當時對中國人國民性的觀察!稘h語諺語俗語集》在正文之前有很長的一個導論,詳細交代了他的工作方法和分類原則。正文部分除了對俗語、諺語的漢語、英語對照翻譯之外,更多的是對每一條俗語、諺語的解釋和評析。他搜集的內容駁雜,除了鄉土俗語、諺語,也有都市中的文字游戲。比如他搜集到一幅名叫《壺中造化》的酒壺圖,酒壺的輪廓是由一首勸戒酗酒的打油詩漢字勾勒出來的。有學者指出,偏重于揭露中國的黑暗面是明恩溥著作也是他的中國觀的突出特點,他的諺語俗語搜集也有這種傾向。因此評價明恩溥的民間文學搜集整理,既要注意其研究上的貢獻,也須考慮其宗教背景和價值觀。

  和明恩溥這樣的“多面手”相類似的,還有美國衛理公會(時稱美以美會)宣教士何德蘭(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他1888年來華在北京匯文書院(The 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任教。由于他們夫婦與清皇室有良好的私人關系,因此得以從上到下地廣泛接觸中國社會。何德蘭有關中國的著述頗豐,比如《中國兒童》(1901)、《中國英雄》(1902)、《中國小兄弟》(1903)、《中國家庭生活》(1914)等。

  何德蘭的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是受到另一位來華外交官,意大利人韋大列(Guido Amedeo Vitale,1872-1918)的影響。韋大列在學習漢語之余搜集中國歌謠、笑話、故事,在當時影響極大。1900年何德蘭在紐約出版了歌謠集《孺子歌圖》(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這部兒童歌謠集包含140首歌謠,漢英對照,可貴的是每首歌謠都有黑白照片插圖。這些照片大多關于中國兒童的生活,作為史料彌足珍貴。1933年何德蘭的《中國童謠》(Chinese Rhymes of Children)在美出版!吨袊{》并沒有漢語原文,直接呈現英譯,但是每首歌謠都配有精美的手繪插圖!度孀痈鑸D》和《中國童謠》兩部歌謠集,也奠定了何德蘭在中國歌謠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當然,也有一些傳教士較為專注于民間文學。比如美國浸信會女傳教士菲爾德(Alele Marion Fielde,1839-1916)因卓越的語言才華,在中國民間文學搜集整理方面有重要成就。1893年她的《中國夜譚》在紐約、倫敦同時出版,張志娟將其視為“第一本以現代田野作業方式采輯的中國民間故事集”。菲爾德1865年前往曼谷傳教,由于傳教的對象多是潮汕籍華人,因此她掌握了潮汕方言。她1873年來到廣東,由于她非常注重與當地人交往,漢語能力提高很快。后來她搜集整理民間故事完全有賴于她對潮汕方言的驚人把握。菲爾德具有民俗學的研究意識,她在調查民間故事后,還撰寫論文在美國民俗學會的會刊《美國民俗學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發表。1912年,《中國夜譚》再版,更名為《中國童話》。

  有的傳教士將則視野拓展到非漢語群體的口頭傳統。比利時天主教傳教士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在1905-1925年間被派往鄂爾多斯蒙古族地區傳教,1925-1948年到天主教北京輔仁大學從事研究,1948年來到美國,在美國蒙古學研究領域聲名鵲起。他對蒙古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和語言領域,但同時也搜集、整理蒙古族歌謠和故事。1934年,他搜集整理的十六首鄂爾多斯蒙古族歌謠刊登在《北京輔仁大學通報》。1947年他出版了《鄂爾多斯民間故事》,包含歌謠、諺語、故事、敘事詩等文類。田清波有極高的語言才華,通英、德、希臘、拉丁、荷蘭、蒙古、漢等多種語言,畢生致力于蒙古語、蒙古史和鄂爾多斯蒙古族社會研究。由于他精研蒙古語,所以他在研究歷史時尤其重視口述史料、口傳史料以及民間文學的運用。

  美國傳教士赴華從事調查的圖景主要包含但不限于上述諸位,比如司禮義(Paul Serruys,1912-1999)的對晉北民間文學的搜集等事例,在晚近學人著述中都得到了觀照。但總的來說,他們中極少有以搜集民間文學為主要目的的。大多數傳教士都是把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翻譯作為傳教的重要輔助。和美國傳教士同時代的英、法、德等國傳教士的民間文學搜集工作,有許多早于“歌謠運動”,他們的工作為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的早期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20世紀前半葉專業學者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和傳教士的傳教目的不同,美國來華教師、學者的研究則帶有更多學術目的。這些學者有的是把民間文學作為其研究計劃的一個分支,有的則是專門研究。像美籍德裔民俗學家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1901-1989)專精于中國民間故事類型學研究,著有《中國民間故事類型》。他的工作主要依靠典籍、文獻和別人的搜集,而本文關注的主要是直接從民間系統搜集整理民間文學的成果。

  與明恩溥、何德蘭的工作方式類似,美國教師諾曼·皮特曼(Norman Hinsdale Pitman,1876-1925)于1909-1912年在北京教英語,工作之余搜集歌謠、故事。他的《中國神奇故事》(1910)、《中國玩伴(拾穗男孩)》(Chinese playmates,or,The boy gleaners,1911)、《中國奇譚》(1919)等,至今依然是影響美國讀者對中國想象的重要出版物。皮特曼這類搜集整理和翻譯工作更多帶有文化傳播和普及的目的,學術研究目的并不突出。相較而言,約瑟夫·洛克等學者的研究在相關專業領域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

  美國博物學家、植物學家、人類學家約瑟夫·洛克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是1922年,美國農業部派他到云南調查植物資源。他直到1949年永遠離開中國,其間在中國生活了27年。他的足跡遍布滇、川、康、藏、甘等地,但主要時間是在云南度過的。他被納西族別樣的文明社會深深吸引,尤其是他敏銳地察覺到東巴文經籍象形文字蘊含的巨大學術價值。

  洛克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植物學和納西學兩個領域。正是不畏困難的科學探索精神和廣博的學術涉獵,使他在納西族東巴文研究中獨樹一幟,被譽為“納西學之父”。他一生搜集了8000多卷東巴文經書,分藏于哈佛大學、柏林國立普魯士文化基金會圖書館等處。洛克還為《國家地理》雜志撰寫了9篇文章,拍攝700多張照片,是研究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西南地區文化史的珍貴資料。洛克對東巴文經書的注解,是與麗江數十位東巴合力完成的,這保證了注解的可靠性和學術價值。他的著作《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1947)和《納西語英語百科辭典》(1963-1972)在身后享譽學界。

  同樣在西南地區,葛維漢(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的研究也對后世影響深遠。葛維漢雖然有美國浸禮會牧師身份,但他的研究工作有較強學術目的,其學術價值和專業性與其他傳教士不可同日而語。葛維漢的學術領域涉及人類學、考古學、比較宗教學、語言學、博物學等,民間文學的搜集主要是服務于他的少數民族研究。1932年,他在成都記錄了珙縣苗族歌手演述的故事和歌謠,后多次深入珙縣調查。他在苗族人熊朝嵩的協助下,搜集整理了752則神話、故事、歌謠,返美后將其中大部翻譯為英語,撰寫了《川苗的故事和歌謠》《川苗傳說》等著述。他在川南苗族中搜集到的“洪水后兄妹婚”類型神話,對當時中國兄妹婚(伏羲女媧)神話研究有廣泛影響,比如1938年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媧的傳說》就提到他的研究。芮氏文章發表時葛維漢的成果尚未發表,芮逸夫說:“前月四川華西大學博物館主任美人葛維漢氏在金陵大學演講川南的苗子,所述洪水故事也和《鴉雀苗故事》的前段很相像!

  葛維漢在華工作37年,被譽為“人類學華西學派之父”。葛維漢先后師從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1884-1939)、柯爾(Fay-Cooper Cole,1881-1961)、葉長青(J.Huton Edgar,1872-1936)學習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和考古學,還曾是美國民俗學會的會員。他1911年初次來到四川,以成都為中心,先后到川南、川西的彝族、藏族、苗族、羌族地區調查。他的成名作《羌族的習俗與宗教》獲得古根海姆獎(Guggenheims),該書中他把羌族的民間故事、歌謠作為專門章節。對民間口頭敘事的搜集整理和運用是他從事民族研究的鮮明特征。

  與葛維漢工作方式相似的還有蒙古學大家鮑培(Nicholas N.Poppe,1897-1991)。鮑培出生于中國,后回到祖籍國俄國,1949年遷居美國,任教于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雖然鮑培的主要成就在語言學和八思巴文字學,但是正因為對蒙古語、漢語、德語、俄語等語言的精通,使得他的民間文學研究具有扎實的語言學功底。他根據自己在華期間的調查,1937年用俄語寫了《喀爾喀蒙古人的英雄史詩》,后來在美國翻譯出版。這是“格斯爾”史詩研究的重要著作。

  除了來華工作的美國學者之外,還應該注意到,海外華人也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的重要力量。除了像《金山歌集》(1911)《金山歌集二集》(1915)這樣加州華人自己搜集整理的歌謠集之外,美國學者也會從美國華人中搜集中國民間文學。比如1950年,印第安納州的大學教師Louise P.Olsen從他的中國學生Anna Ding-ah Wong那里聽來了一則中國鬼故事。這位女學生的漢文姓名已無從考證,她是來自香港的廣東人。Olsen先是簡單記錄故事,后來逐字謄寫編譯,把這篇講樹精和書生的《中國鬼故事》(A Chinese Ghost Story)發表在當地的民俗學雜志Hoosier Folklore上。由這些線索可見,在美華人民間文學研究是一個特殊領域,囿于筆者目力所限,留待將來進行研究。

  總的來說,20世紀前半葉,專業學人對中國多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和譯介,大大補充了傳教士搜集工作研究深度和系統性不足的缺憾。他們的研究依托長期、深入的田野調查,并且具備良好的多語言訓練,使其成果至今依舊葆有學術影響力。他們的工作也為20世紀后半葉來華從事研究的專業學者奠定了基礎。

  三、20世紀后半葉美國專業學者的田野調查和系統翻譯

  1950-1980年這段時期,只有極少數美國學者有條件在中國從事研究,因而這一時期的民間文學搜集、整理成果較少。許多基于前期調查形成的研究成果是學人們返美后完成的。比如白之(Cyril Birch)在1960年代整理的《中國故事集》就是在美國完成的。鮑培1949年已移居美國,后來出版過一些蒙古民間文學著述,他在1975-1985年間陸續翻譯了8卷蒙古史詩《格斯爾》(從蒙古語譯為英語)。

  美國學者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得以方便地來中國從事民間文學調查。這時候,中國民間文學研究迎來了兩位受過民俗學專業訓練的學者:馬克·本德爾(Mark Bender)、蘇獨玉(Sue Tuohy)。他們都在中國進行了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對西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西北“花兒”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

  馬克·本德爾1979年從俄亥俄州立大學本科畢業,1980年夏天來到武漢任教。1981年,廣西大學聘請他去教授美國文學,他在廣西大學任教六年,對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1987年本德爾回到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文系攻讀中國文學的碩士學位,畢業后留校任教,自此他確立了以中國民間文學作為終生研究領域。1995年又在該系獲得博士學位,并任教至今。此后他每隔幾年都會返回中國進行調查和學術交流,他的學生也有很多走上了中國民間文學的研究道路。

  1985年本德爾開始籌備《苗族史詩》的英譯工作。這是他在經過多年翻譯積累之后,著手進行的一項重要翻譯項目!睹缱迨吩姟肥侵褡鍖W家馬學良和今旦合作翻譯的貴州黔東南苗族口頭史詩。該書1983年出版,后來今旦的子女吳一方和吳一文找到了本德爾,說父親非常希望有英語譯本。本德爾意識到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因為英語譯本能讓眾多海外苗族同胞以及更多讀者了解苗族口頭傳統。本德爾為此系統研究了《苗族史詩》的內容以及搜集整理經過,撰文在美國發表,后來成為英譯本數萬言的導論!睹缱迨吩姟酚⒆g本2006年問世,他把英譯版書名改為《蝴蝶媽媽:中國貴州苗族的創世史詩》。

  蘇獨玉是美國少見的專攻中國西北民間文學的女性學者。1983年,蘇獨玉來到南開大學學習漢語,這時候她也在籌劃自己的有關中國民族文化的博士論文。她在蘭州遇見了中國著名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柯楊(1935-2017),正是柯楊教授“欽點”了花兒這個題目,自此蘇獨玉和花兒結緣30多年。1988年,蘇獨玉完成了博士論文《想象的中國傳統:以花兒、花兒會及其研究者為例》,獲得印第安納大學民俗學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至今。蘇獨玉搜集和翻譯花兒的優勢在于,她能夠聽懂西北地區蘭州、西寧、臨夏等地的漢語方言,因此記錄花兒的唱詞比較準確,翻譯也更為雅達。

  此后蘇獨玉每隔幾年就要回到中國進行數月的田野調查和學術交流,她和中國民俗學同行有廣泛的交往,與西北地區回族、東鄉族、撒拉族、漢族的花兒歌手有深厚交情。印第安納大學民俗學與音樂人類學系是世界民俗學重鎮,蘇獨玉也是該系首位從事中國民俗學、民間文學研究的學者。她在印大開設的中國民俗文化課程廣受歡迎,她常常在課堂上分享花兒的錄音。她特別注意錄音設備對研究民間歌謠的重要性,因為至少音樂文本不會被從文本剝離開。

  著名拉祜專家安東尼·沃克對《牡帕密帕》的翻譯也值得一書。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沃克是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02-1973)的學生。他1966年來到泰國北部從事泰國拉祜族的研究,學會了幾種拉祜語方言。泰北的田野工作奠定了他世界著名拉祜專家的地位。1990年他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了云南拉祜族。正是在云南,他看到了中國學者搜集整理的史詩《牡帕密帕》,稱贊不已。后來他與云南籍民俗學者史昆合作,根據漢語本將《牡帕密帕》翻譯為英語,在清邁出版。他精通拉祜語但不懂漢語,而史昆兼通英語和漢語,因此他們的合作以英語為工作語言,在拉祜語和漢語之間考辯校正,最終保證了英語譯文的質量。

  在1980年代之后來華的學者中,有一批人類學家在民族志書寫之余也會進行小規模的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翻譯工作,比如埃里克·穆格勒(Eric Mueggler)對云南楚雄彝族歌謠的翻譯!兑肮淼哪甏肥悄赂窭沼嘘P云南楚雄永仁縣直苴村彝族支系“倮倮頗”的民族志。他在探尋直苴彝人歷史記憶時,尤其倚重口頭詩歌語言(a verbal poetic language),因此從彝語翻譯了大量歌謠文本。類似的工作還有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人類學家李瑞福(Ralph Litzinger)對廣西金秀大瑤山瑤族歷史記憶研究的民族志《中國的另一面》。人類學家薩拉·戴維斯(Sara L.M.Davis)在西雙版納的田野研究中,關注了傣族章哈演唱敘事長詩或史詩的表演,在其《歌與沉默:中國西南邊疆的族群復興》中翻譯了部分敘事長詩。

  還有一些搜集整理項目是由美國以外學者完成,但得到了美國高校和研究機構的支持。比如澳大利亞人類學家賀大衛(David Holm)是著名的壯族研究和古壯字專家。他1994-1997年在廣西調查“布洛陀”期間,發現了一個《布洛陀》的古壯字寫本。他到文本的原生地東蘭縣,發現了在桂、黔交界地區分別用壯語、布依語演唱這個文本的歌手。他將這個文本進行了民族志注釋和英譯,在北伊利諾伊大學支持下出版了《殺牛祭祖:中國西南的壯族創世文本》。這部創世史詩的搜集、整理、注釋、翻譯非常嚴謹、細致,還原了史詩寫本的演唱語境、儀式語境和文化語境,還附有照片和視頻光盤,堪稱民間文學搜集整理之典范。

  美國學者對“格薩(斯)爾”史詩的研究也是中國民間文學外譯的重要一支。包括亞歷山大·大衛-尼爾(Alexandra David-Neel)、道格拉斯·彭尼可(Douglas J.Penick)、羅賓·科恩曼(Robin Kornman,1947-2007)在內的藏語-英語、藏語-漢語-英語“格薩爾”譯本,以及薩仁格日勒(Sarangerel Odigon)的蒙古語(布里亞特)-英語“格斯爾”譯本,都是英語學術界廣為流通的譯本。其中羅賓·科恩曼是著名藏學家,2007年去世前花費數年心血翻譯“格薩爾”。他于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的翻譯得益于嚴格的語文學訓練,使他能夠準確傳達藏文語匯的民俗、宗教涵義。另外,印第安納大學烏拉爾-阿爾泰學系的蒙古學會也編纂過一些蒙古民間文學的合集,比如《蒙古族民間文學:口頭文學傳統的代表作品集》(1998)。

  盡管198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對中國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翻譯的數量不多,但是相比早期美國學者的工作,他們的搜集、整理、翻譯整體質量保持高水準,可以說超越了前輩。他們的搜集、整理、翻譯工作方式對中國學者也有極大借鑒意義,可惜中國學界對此的領會、研究并不深入。到21世紀,年輕一代美國學者已經步前輩后塵來到中國研究民間文學,比如馬克·本德爾的學生葛融(Levi Gibbs)研究陜北民歌和歌手;蒂莫西(Timothy Thurston)研究河曲地區的民歌和藏族民間文學,其博士論文以藏族民間喜劇和公共知識份子為主題?善谖磥碇袊耖g文學將愈加突顯其作為一個國際化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四、美國學者調查和翻譯中國民間文學的方法論

  19世紀和20世紀來華傳教的傳教士,之所以熱衷于搜集民間文學,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便于傳教。比如法國傳教士童文獻(PaulHubert Perny,1818-1907)、英國傳教士沙修道(Rev William Scarborough,1840-1894)和明恩溥之所以重視諺語的搜集,是因為在宣教基督教教義的時候使用中國諺語,教徒就很容易接受和理解。比如沙修道就曾明確說過使用中國諺語傳教的效果好。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一大特點就是善于利用民間文學。除了上述例子,基督教在拉祜族、苗族、傈僳族、景頗族等少數民族群體中傳播的例子也很典型。這種“文化接觸”“文化融合”乃至“文明互鑒”是考量美國傳教士對中國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翻譯活動的重要尺度。

  20世紀前半葉來華的學者和傳教士,搜集民間文學的工作方法主要是根據聽到的講述整理成文。歌謠短小有韻、便于記錄,因而較容易做到忠實于口頭演述。但是故事就很難做到忠實于講述,多數情況都是學者二次整理編輯的結果。但是1980年代之后的學者,通常能夠使用現代錄音、攝錄器材來記錄。對他們而言最大的障礙是語言。有些學者精通民族語言,能夠直接從民族語翻譯為英語,比如安東尼·沃克精通拉祜語。但有些人主要借助漢語工作,比如馬克·本德爾,他通常都有通曉民族語的合作者。

  馬克·本德爾對中國民族民間文學有一種近乎癡迷的熱愛,他很早就意識到要將這些動人的詩篇介紹給英語世界。早在1982年他便嘗試將彝族敘事長詩《賽玻嫫》譯成英文。1984年他又和史昆合作翻譯了壯族的詩歌集《象鼻山》。由于本德爾是基于漢語整理本來翻譯,因此只要有合作者,并不局限于某個民族。比如他和廣西大學的達斡爾族學生蘇華蘭合作翻譯了《達斡爾族民間故事選》。他自己介紹過工作的情形:“我們開始一起翻譯這本書里的一些故事,通常情況下是一道工作。我先用中文讀一遍,然后我們一句一句的翻譯為英文;有時遇到不清楚的地方,我們就用漢語討論!

  2012年,馬克·本德爾與吳一文、吳一方以及自己的學生葛融合作,通力合作完成了《苗族史詩》的苗、漢、英三種語言對照本。這個三語版本,運用了民族志的注釋方法,對史詩中那些民俗事象、名詞、語言現象進行詳細描述注解。使得文本背后的文化含義呈現出來,便于讀者進入史詩演述的語境。

  中美學者合作研究是美國學者搜集整理和翻譯中國民間文學的重要方法,除了翻譯上的合作,還有田野調查的合作,比如《定縣秧歌選》的研究。在20世紀早期,圍繞河北定州秧歌展開的搜集、整理、翻譯工作是一個著名的學術史案例,在數十年間,晏陽初(1890-1990)、李景漢(1895-1986)、陳逵(1902-1990)、西德尼·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董曉萍、歐達偉(R.David Arkush)等中美學者先后投入到這項工作中。

  1933年,李景漢、張世文選編的《定縣秧歌選》由平教會出版,北洋械器局印行。這是定縣平民教育運動諸多社會調查成果中的一種。李景漢是留美碩士,受過美式社會學的嚴格訓練,深知調查方法對平民教育的重要性。由于李景漢這位調查專家的作用,定縣平教運動的民間文學搜集工作成效顯著。幾年下來,除了《秧歌選》,他們還搜集到一百多個笑話、兩百多首歌謠、三百多條歇后語、三百多條謎語和六百多條諺語。

  后來,西德尼·甘博把《定縣秧歌選》翻譯為英語。甘博的翻譯使這本集子在英語世界產生很大影響。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學生歐達偉(R.David Arkush)從1989年開始關注《定縣秧歌選》,主要研究秧歌戲所傳達的民眾的愛情觀和道德觀。后來,歐達偉找到了中國民俗學家董曉萍一起到河北進行調查!1992年-1995年,我們多次來到定縣,訪問了當地的民間老藝人和小戲班社,收集他們的回憶資料,就定縣秧歌的歷史影響和現代流傳問題進行了田野調查,在此基礎上,我們參考歷史文獻,使用了相關的華北民間戲曲資料和民間敘事資料!苯涍^這些合作調查,歐達偉完成了《中國民眾思想史論:20世紀初期—1949年華北地區的民間文獻及其思想觀念研究》。后來他與董曉萍合作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了《鄉村戲曲表演與中國現代民眾》。幾代中美學者跨越60多年的合作研究,也使得“定縣秧歌”成為民間文學學術史上的的經典案例。

  在翻譯的技術層面,美國學者也有許多工作方法值得總結。首先是語言轉換的模式,馬克·本德爾將其分為三類。一是基于“民-漢-英直譯”,借助漢語作為中介語言直接一對一翻譯,這種方法缺乏語境信息和民族志資料。二是“民-漢-英全譯”,雖然借助漢語中轉,但是同時有充實的民族志背景、表演慣例信息、表演者的背景等。三是“雙語翻譯”,也即直接從對方語言翻譯為英語或拉丁轉寫。這種翻譯方式是表演理論所推崇的方式。

  而有的翻譯工作,在多名學者之間產生了復雜的工作關系,比如甘博將英譯后的《定縣秧歌選》署名為自己,但實際上李景漢等人才是原本搜集者。這種不尋常的關系就涉及到平教會整個定縣活動的歷史。晏陽初、李景漢、甘博、陳逵等人在翻譯《定縣秧歌》上有復雜的互動關系。這一點,江棘的研究做了很好的考辨,此不贅述。

  結語

  一百多年來,美國學者對中國民間文學持續性的關注,在各國學者中顯得尤為突出。早期美國學人對歌謠、諺語、故事的搜集整理,對“歌謠運動”產生了“直接先導”的作用;而晚近的搜集整理和翻譯工作也成為中國民間文學文本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本德爾在整體觀照中國多民族口頭傳統文本化歷程的基礎上,提出“全文本”(master text)或“整編全文本”(enriched master text)的概念,用來指代將多個口頭文本整編為一個“完整”文本的工作方式及其產物。他尤其強調不能忽視整編全文本在中國流行的事實及其文化意義。這也是評騭包括美國學者在內的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的客觀態度。

  總的來說,美國學人在中國的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客觀上一直在影響著中國民間文學的學術發展,其譯介工作也在中美人民之間起到了認知、理解的橋梁作用。1980年代之后來華的專業學者,其搜集、整理、翻譯工作除了注重民間文學語境信息的呈現,還重視對中國語言文化對多樣性的觀照,為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參照系。從美國一國的案例出發,放眼整個海外學者在中國的工作,都值得中國學界充分學習、借鑒、批判、繼承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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